中国电影在今天正面临着极为复杂的行业现状，也超过了传统的行业管理范畴。《电影产业促进法》当然很有意义，并不是聊胜于无，但其以看似非常“电影”的方式管理电影，会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乃至会不会背离其初衷？现实的走向恐怕不言而喻，并将是一个大概率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改革的初衷，就是要试图突破长期困扰我国电影市场的省、市、县纵向间和不同省市横向间，分散的、割据的、社会协作率低下的难堪局面。

然而中国电影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却不过是复制了改革开放以来GDP发展模式的老路，中国电影产业的特殊性并没有超脱出中国经济的普遍性，每年数百亿的高票房，依然不过是通过放大渠道来增加市场规模的红利的产物，不过是典型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粗放型的发展套路。

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我国单个银幕的平均上座率就始终没有太显着的变化，上座率近十年来的长时间低迷，不过是印证了急速膨胀的影院扩张早已经进入到了其自身发展的瓶颈期。一旦中国电影产业的票房的增速也就是产值增速，落后于影片、院线这些产能的增速，中国电影就不可避免地和中国经济一样，开始踏进事实性的“滞胀”的泥潭。

那么，对于我国电影产业内部而言，面临这种行业现状，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击鼓传花”游戏已经不再允许，通过正常经营又很难生存，他们该怎么办？“走出去”，就成了真正意义的不“二”选择。例如国民岳父王健林就制定了旗下院线在2020年，完成占据全球电影票房20%份额的“小目标”，这真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史无前例的壮举。

在这里丝毫没有兴趣质疑中国资本的能力和实力，我们也真心相信他们不仅能够做到，可能还会做得更好。问题在于，伴随着中国资本在北美、西欧这些即便在十多年前，还被我们认定是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发达国家核心区域的大快朵颐，是否一定意味着以中国电影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也会走出去，并将行业水平提高到相应程度？

《长城》在北美的可悲遭遇就已经充分向我们说明，这中间恐怕从来就没有等号，也从来就没有等价关系。我们确实不能否认中国资本在这个探索过程中的意义、价值，只是要说明在这个过程中还将有着更为残酷的多重意义的“血雨腥风”。

在今年中美双方将启动新一轮电影进口配额谈判，进口影片尤其是好莱坞影片的配额势必至少将进一步大幅调整，中国电影全面开放的时代恐怕已经浮现在历史地表。

如果我国当前由阶层、区域、城乡发展不均衡和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审美差异，在逐步扩大的开放进程中，被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外国电影所弥补，也就是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外国电影如果摸准了中国观众的偏好和节奏，这对于中国电影而言又意味着什么？那些“小目标”又将是谁的“小目标”，还和中国电影自身有没有关系？我们现有的《电影产业促进法》得经过多少次修正案才能处理这些问题？这都是太过尴尬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