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惠特尼：我可以做我自己吗？》

尼克·布鲁姆菲尔德（Nick Broomfield）和凯文·麦克唐纳（Kevin Macdonald）两位着名导演均为惠特妮·休斯顿做了纪录片，但是只有其中一部可以获得遗嘱执行人的认可。人们真的能够通过这些纪录片了解故事背后的真相吗？

虽然未得到授权，但是没关系……截图自尼克·布鲁姆菲尔德的纪录片《惠特尼：我可以做我自己吗？》。

“你希望人们怎么记住你？”年轻的惠特尼·休斯顿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被问到。她闭上眼睛想了想，笑着回答：“其实，我怎么想并不重要，人们看到的我是什么样子，就会以什么样子记住我。”

休斯顿说的没错。其实从来都没有“人们该怎么记住你”这样的说法，尤其是对于那些生活混乱、不幸早逝的公众人物，他们死后往往留下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更别提是一个拥有着丰厚财产和卖座唱片的巨星了。

休斯顿似乎当时就意识到，她注定会成为名人传记片的绝佳素材。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影制片人开始涉及人文历史领域，像休斯顿这样备受瞩目的巨星，更是制作人们争相抢夺的素材。

尼克·布鲁姆菲尔德的新纪录片《惠特尼：我可以做我自己吗？》（Whitney: Can I Be Me）中节选了休斯顿的采访，为我们展示了她光鲜生活的另一面，从流行音乐巨星的巅峰，到后来吸毒曝光，职业和家庭陷入困境，以及双性恋的丑闻，她的生活就像是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

这部纪录片将关于休斯顿的访谈和档案整理到一起，再加上休斯顿1999年巡演的诸多片段（由鲁迪·多尔扎尔（RudiDolezal）合作拍摄），展示了休斯顿在表演方面的惊人才华，以及她在幕后退去巨星光环以后更为贴近生活的一面，特别是关于她和丈夫鲍比·布朗（Bobby Brown）以及助理罗宾·克劳福德（Robyn Crawford）之间的关系（据说，克劳福德是休斯顿的同性情人）。布鲁姆菲尔德说：“我觉得这是关于一个经历过困苦生活之人的爱情写照。”

但是，这并不是唯一一部关于休斯顿的纪录片。另一位英国着名的纪录片制作人凯文·麦克唐纳（Kevin Macdonald）目前正在剪辑惠特妮·休斯顿的“官方”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是与休斯顿的家族成员合作拍摄的，将于明年上映。

对于这两部作品的不同之处，人们拭目以待，但最为关键的区别，在于“授权”和“未授权”。两者皆有优势：获得授权则可以深入了解关键人物和资料，获得一些从未公开的镜头和前所未闻的素材；但不授权的话，就可以绕过官方渠道，直击幕后的真相。

但不论是过度授权或是不授权都可能造成荒谬的结果。要么，做出来的电影就成了形象工程。就像为C罗精心制作的纪录片，这位自恋的足球运动员在里面看上去就跟他在马德拉机场的半身像一样滑稽。要么，就是毫无底线的滥用。像Lifetime网站上那些“非官方”的传记电影都是粗制滥造、匆匆作成。

Lifetime上那些最为声名狼藉的名人传记包括艾莉雅（Aaliyah）、布兰妮·墨菲（Brittany Murphy）和迈克尔·杰克逊。当然了，惠特尼也不例外（《惠特尼休斯顿:一场悲剧的爱情》（Whitney Houston: A Tragic Love）于2015年上线，由安吉拉·贝塞特（Angela Bassett）执导）。

熟知布鲁姆菲尔德作品的人都知道，走官方渠道不是他的风格。他就像是纪录片行业里的哥伦布，以一种混乱无序而探索性的调查方式展开，往往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发现。例如，布鲁姆菲尔德在他2002年的作品《科特和考特妮》（Kurt & Courtney）中就指出科特·柯本（Kurt Cobain）并非死于自杀。

而1998年的《B.I.G和图帕克》（Biggie and Tupac）则揭露了关于两位传奇说唱歌手之死的新发现，也展示了这两位音乐人本身不同于他们黑帮说唱风格的一面。

布鲁姆菲尔德说：“我不喜欢别人来教我该怎么做。这与我的风格完全相反。听起来感觉很天真，但我总认为我和观众之间存在一种合约，我要为他们展示我所真正相信的事实。”这么做的问题在于当事人的家族能否接受：“我们必须给他们一定程度的控制权，而这一定程度的控制权可能就会与我的初衷相悖了。”

鲁迪·多尔扎尔（Rudi Dolezal）曾经就尝试过和休斯顿的家族成员合作拍摄记录片。据布鲁姆菲尔德说：“要把罗宾·克劳福德的存在抹去，并把鲍比·布朗塑造成一个魔鬼的角色，这对于多尔扎尔来说，压力太大了。”于是，多尔扎尔决定和布鲁姆菲尔德合作。

在官方发行的版本《惠特尼：我可以做我自己吗？》中，可能也有一些内容被抹去。

例如，休斯顿的前任保镖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曾把她吸毒的情况告诉她的家人，希望他们能够制止休斯顿，然而她的家人都靠休斯顿资助，所以他们不仅没有帮助休斯顿控制毒瘾，反而把罗伯茨给开除了。

休斯顿死后，她的家人拍卖了她的财产，包括她所获的奖项和金唱片，并在她死后八个月录制了他们自己的真人秀《休斯顿一家：做我们自己》（The Houstons: On Our Own）。布鲁姆菲尔德对此并不看好：“他们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事作风，我很难与之合作”。

甚至可以说，布鲁姆菲尔德的创作得益于没有得到授权。“我想，参演我纪录片的人当中，有一半是因为休斯顿家族的成员给他们发邮件让他们不要参演”，他说，“这些人认为，说不定这个导演能够展示一些人们希望看到的真相，那么我们都愿意为此贡献一份力量。他们对休斯顿非常忠诚，总觉得世人对她有太多的误解，而真相却一直被掩盖，不得公诸于众” 。

然而， 因为没有授权，布鲁姆菲尔德也就无法获取休斯顿的唱片目录，这给纪录片的制作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影片中，这些影像资料大多是多尔扎尔拍摄的休斯顿演唱会的画面，难免有些遗漏——比如她1998年发布的 “算了无所谓”（It's Not Right But It's Okay），可以看作是休斯顿的创作巅峰，凭借这首歌，她拿到了第六个格莱美奖杯——最佳R&B女歌手。

虽然这部影片成功展现了休斯顿打破桎梏，渴望表达自我的形象，遗憾的是不能在影片中展示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相反，麦克唐纳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扰。“如果你连音乐家的作品版权都拿不到，还怎么做纪录片呢？”他说，“如果你连作品本身都接触不到，那你怎么去了解艺术家，甚至制作与艺术家相关的东西呢？对于我来说，得到授权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麦克唐纳不愿透露过多关于影片的信息，但他的思路似乎和布鲁姆菲尔德的相反，并且他把音乐放在首位。“我们会谈论那些负面的内容，但关于她的才华呢？还有社会背景，以及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如此闪耀的巨星最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他承认，对休斯顿家族做出了让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情，我觉得他们的动机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并没有什么恶意，可以理解。”但是他也拒绝接受代表任何一方的立场：“制作这部影片期间，没有人会干涉我的思路，要求我一定要把角色塑造成某个特定的样子。”

最重要的是，麦克唐纳亲自负责影片的剪辑。2001年，他与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合作拍摄纪录片的经历，给了他教训。“与贾格尔合作非常有趣，但是在后期视频剪辑时我们产生了分歧。”当时，麦克唐纳没有决定权。“最终我们达成了和解，但我对那部影片并不满意。所以从那以后，我告诉自己，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

之后，麦克唐纳为鲍勃·马利（Bob Marley）制作了备受赞扬的纪录片《马利》（Marley）。当时，马利的家族同意不干涉麦克唐纳，让他以自己的方式讲述马利的故事。

在初步剪辑的时候，齐基·马利（Ziggy Marley，鲍勃·马利的长子）想要剪掉一些内容，他说：“我母亲很讨厌这些，你可以把它们剪掉吗？”我说：“不行，我们是有过协议的。”好在，他们都能够理解，想要制作出真正好的纪录片就一定要保持客观。

麦克唐纳说，纪录片题材的影片总是会存在争议的。“人们眼中的自己和别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别人眼中的事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却不一定能够接受。你总是要权衡好普通人和电影制作者这两种身份。”

这一点，布鲁姆菲尔德也是认同的。他总是习惯问一些别人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引起很多麻烦，甚至有时候会影响到整个纪录片的制作。比如说，科特妮·洛芙（Courtney Love）强烈反对他在《科特和考特妮》中暗示洛芙与柯本的死有关。在洛芙的施压之下，MTV停止了与布鲁姆菲尔德的合作，圣丹斯电影节取消了这部影片的放映，布鲁姆菲尔德也不得再使用涅盘乐队（Nirvana）的音乐作品。

当然，布鲁姆菲尔德也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他把这些都当作素材放到电影里面，包括他闯入洛芙参加的美国公民自由同盟颁奖典礼，指责她干涉出版自由。“你得想办法把这些问题也融入到整个故事当中去，并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他说，“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后来，洛芙和她的女儿弗朗西斯（Frances）赞助发行了纪录片《柯本：涅槃乐队》（Cobain: Montage of Heck），充分利用柯本收藏的录音样带、绘画作品和专辑，展现了柯本的生活和艺术，但有很多能在布鲁姆菲尔德的影片中看到的内容，这部影片中都没有涉及。如果想对柯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最好是两部影片都看一看。

合伙人和家庭成员的参与往往会歪曲故事的真实性。家族成员不仅能通过保护并提升艺术家品牌标识获得既定利益，还能够借此保护他们自己。比如去年，异见人士（NWA，全称Niggaz Wit Attitudes，是一支来自加州，康普顿的嘻哈音乐团体）的传记片《冲出康普顿》（Straight Outta Compton），其制片人名单中包括了Dr. Dre（原名安德烈·罗梅勒·杨（André Romelle Young））、艾斯·库伯（Ice Cube）、Eazy-E（原名埃里克·林恩·赖特（Eric Lynn Wright））的妻子、Tomica Woods-Wright等人；

对于一些不太愉快的事件，例如1991年Dr. Dre袭击了电视节目主持人德恩·巴恩斯（Dee Barnes）最终庭外和解，他们通常就不是那么愿意真实体现在纪录片当中了。巴恩斯抱怨说：“就像很多了解NWA并和他们合作过的女性一样，《冲出康普顿》扭曲了事实，而我成了受害者。”

这种情况并非特例。比奇(原名克里斯托弗·华莱士Christopher Wallace)和图帕克已经分别制作了各自的传记片：比奇2009年的《臭名昭着》（由比奇的母亲Voletta Wallace投资拍摄，在布鲁姆菲尔德拍摄的纪录片中，她也帮过忙）；图派克·夏库尔（Tupac Shakur）的《All Eyez On Me》也确定将于下周（6月16日）上映。

但与此同时，史蒂夫·麦奎因（Steve McQueen）正与夏库尔家族合作制作图派克的“官方”纪录片，比奇同样也在筹备他“官方”传记电影。

现在电影制作人越来越多，而可拍摄的题材是有限的，所以才会出现这些闹剧。几年前，纪录片制片人阿莱克斯·吉布尼（Alex Gibney）参加了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四十岁的生日派对。吉布尼想为世人展示这位“维基解密”的创始人的故事，而他们已就此事洽谈了一年。

但针对这个题材，他并不是唯一一位奥斯卡级别的纪录片制作人，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和劳拉·珀特阿斯（Laura Poitras）也都在制作阿桑奇的纪录片。

这就好像是一场扑克游戏。吉布尼拒绝了阿桑奇100万美元的要求之后，他们的合作破裂，然后，吉布尼将目标转向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创作了于2013年上映的《我们窃取秘密：维基解密的故事》（We Steal Secrets: The Story of WikiLeaks）。

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主演的电影《维基解密》（The Fifth Estate）上映之后，弗格森也放弃了为HBO将阿桑奇的故事改编成剧集的原定计划。

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珀特阿斯了。就像她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第四公民》（Citizenfour）使观众们得以深入了解爱德华·斯诺登和棱镜门事件；她的新片《风险》（Risk）将带我们走近阿桑奇，其中甚至还有陪同阿桑奇前往厄瓜多尔尔驻伦敦大使馆，阿桑奇易装成摩托车快递员的场景。去年，《风险》在戛纳电影节一经上映就获得了不少好评，但那个时候电影并没有停止拍摄。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维基解密曝光了民主党高层内部绝密的上万封邮件，并控诉政府对女性的不公正待遇。在这之后，珀特阿斯重新剪辑了影片的内容。最初这部影片为阿桑奇赢得了诸多支持，但在“邮件门”事件之后，它更多地成了揭露事件真相的关键——目前维基解密的律师们正在进行争辩。

布鲁姆菲尔德在拍摄《科特和考特妮》的过程就发现，既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冲突融入到故事当中去。“这些内容本来并不在我的拍摄计划当中”， 珀特阿斯在预告片中说道，“我本以为我可以忽略掉那些矛盾，我以为它们跟我所想要表达的东西无关。但是我错了，它们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

这中间的界限其实并不是那么分明。通过将授权和未授权的手段相结合，珀特阿斯往往能够创作出更有趣的故事。还有一条不那么分明的界线，正如爱默生所说：“所有的传记都属于自传。”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在处理别人的人物传记时，虚假的客观性根本就站不住脚。

这倒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这能给予电影制作者展现自我风格的空间，摆脱过去那些死板教条的束缚。所以现在，人们更多的会问“你想要通过谁让人们记住你？”而不是“你希望人们怎么记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