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暖忻《青春祭》

谢飞、吴贻弓、吴天明、张暖忻、黄健中......中国的“第四代导演”，大多数于60年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但真正开始在创作上崭露头角则是70年代后期。几近不惑之年的“第四代导演”，一旦冲出起跑线，便显示出稳健的创作实力和持久的艺术后劲。

他们以开放的视野，吸收新鲜的艺术经验，不懈地探索艺术的特性，承上启下，力图用新观念来改造和发展中国电影。也正因为如此，“第四代导演”更加关心国家的前途，关心民族的命运，关心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由此，也诞生了一系列中国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吴贻弓《城南旧事》

张铮、黄健中《小花》

谢飞《本命年》

谢飞表示，八十年代，是他们眼中的黄金时代。这是中国文化思想开放的黄金时代，也是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在整个社会观念中，电影还是一种思想文化产品。那时候，国家对真正的电视剧还没有太多接触，于是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各个年龄段的中国家庭的首选。

所以中国的观影人次曾让世界叹为观止，1980年293亿人次。也就是十亿人口，每人每年观影29次+。可能，那是无法回归的大影院时代。那个时候的电影院，都是大厅式的，一个厅坐了成百上千人，都是满座。

“我23岁从电影学院毕业，一毕业‘文革’就开始了。1976年， ‘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整个电影界的思想还是被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左右。”直到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世。

谢飞表示：“实践检验它是不对的，我们就应该否定它。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改革就一定要破旧，树立新的理念。”

电影艺术上也是一样。1979年上映的《小花》，不仅用黑白和彩色分别表示过去和现在，运动镜头也特别多；更重要的是，它写革命战争，不再像过去那样歌颂革命先烈，而是写人情，写姐妹情，兄妹情，让革命主题，有了情感的传达。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整个社会都在不断地进步和变化。1979年，吴天明、滕文骥执导的《生活的颤音》上映，上演了一次轰动社会的银幕接吻。

《大众电影》曾经登过一张《水晶鞋与玫瑰花》的接吻照，引起了轩然大波。收到了一万两千多封读者来信。“社会主义杂志怎么能够刊登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有辱斯文！不健康！”

有人说，八十年代是理论和创作最紧密结合的一个时代，创作人员如饥如渴地学理论，看全世界的作品，然后再创作。谢飞表示，过去的电影受传统戏剧和文化的束缚太多，特别是在器材方面的限制。它要使用灯光拍摄，以台词为主。所以也一度被称为戏剧电影或者电影化电影。

张暖忻的《沙鸥》讲述了中国女排主力队员沙鸥备战国际锦标赛的故事。

影片中，张暖忻启用非职业演员并要求演员不化妆，使用自然光线，追求真实效果。此外，拍摄中还使用了很多长焦镜头、变焦镜头、升格拍摄，对于当时的电影人和电影观众而言，很新鲜。

尹鸿表示，艺术创新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影像本身。创作者可能没有刻意地去传达什么意识或者思想，但影像的丰富性会传达给出更新的意义。

终于可以开始讲到谢飞导演的作品了——《湘女萧萧》。20世纪初，中国湘西偏远山村，12岁的萧萧嫁给了比自己小很多岁的丈夫。

六年时光过去，萧萧长工花狗萌生爱情，并怀孕了。

胆小害怕的花狗不辞而别，萧萧得到了家人的宽容生下了儿子。又十年过去，萧萧也为自己的儿子迎娶了年长多岁的媳妇。

该片根据沈从文的原著小说《萧萧》改编，并荣获1988年法国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1988年西班牙圣赛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堂吉诃德奖。

八十年代中期，大学里掀起了沈从文热。在拜访沈从文的过程中，谢飞发现了沈从文在1929年写下的这个故事。故事表现了封建社会带给每一个人的根深蒂固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所以，谢飞要把它拍出来。

“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结婚了，丈夫只有两岁。女孩子到了青春期，跟长工发生恋情，是女孩在那个年龄阶段所萌生的正常的情欲，但被扼杀。所以，电影中必须要表现情欲的产生和爆发。这不是猎奇，而是故事所必须的。”

影片中有一个非常突破禁锢的点，就是，裸体。以此表现寡妇巧秀娘与铁匠相好被人捉奸的剧情。谢飞问过沈从文，寡妇如果做了丢脸的事，一定要被拉去裸体游街吗？沈从文说，是，因为她做了不要脸的事情，所以就要丢尽她的脸，把她扒光。

1929年，一位20岁的青年作家，敢于把真实写出来；而到了1980年代，电影却还不敢拍出来。谢飞拍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让演员穿着衣服；第二个版本，让替身穿着肉色的紧身衣，拍一个全景。但最后，谢飞还是在电影学院的院子里，找了美术系的人体模特，拍了近景。

这是一次突破，但这次突破，其实也源自于文化的思考与反思。“我们一定要表现真实，真实的人性美丑，真实的复杂社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年轻的“第四代导演”，愿意并且积极主动地接受外面的新生事物。谢飞说，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西方电影，让他知道了什么是生活流、意识流，了解了一些有鲜明特色的电影流派。

谢飞表示，自己这一代人，是在最传统的教育下长大的，中国的现实主义传统，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传统，在他们身上的烙印很深。而“第四代导演”身上的烙印，又踏踏实实地印在了“第五代导演”身上。

“他们为影坛带来了一种电影语言的新风，特别是在视听的表现上，把很多规矩的东西都突破了。”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在1988年，获得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

听说，在柏林电影节公映的时候，德文字幕和台词之间差了一分钟，完全不同步，观众根本不知道电影中的角色在说什么。但即使是听不太懂，也被电影的色彩和画面，吓得目瞪口呆。“这是我从来没看过的，最像电影的电影。”有观众这么说。

谢飞认为，“第五代导演”在视听上，比第四代走得更远。尹鸿表示，其实《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湘女萧萧》，在某种程度上，主题是贯穿的，只不过前两部表达得更强烈。一代更温和，一代更强烈，这恰恰是横亘的一根桥梁，带动整个中国电影的变化。

2016年，谢飞去往拉美，走了四个国家。他发现，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或者更小一点的人，包括电影学校的老师，印象最深刻的一部中国电影，是《黄土地》。

也正因为如此，谢飞才更深刻地体会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电影的发展实质上搅起了中国文化浪潮，整个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电影。“非常有幸，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我要拿出像样的作品来，才能够把这个时代记录下来，并流传下去。”

谢飞说：“是改革开放挽救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艺术生命。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我们每个人跟着改革开放，不断学习，不断更新，不断提高。不要觉得改革开放是领导的事，我们自己都没责任，尤其我们搞艺术创作的人。你自己不革新，不开放，不改革，不去掉落伍的思想，是不可能的。”

谢飞也期待，今后的电影业，继续改革，不能满足于现状，千万不要以为，现状就是绝对的真理，现状就是最好的方法。

过了古稀之年的谢飞，拿过了导演奖、教育奖等各类奖项之后，开始向电影评论进军了。

谢飞在网上记录自己看过的电影，并发表评论，一下子成了网红。他说，现在的人们都是看网上的评论，专业也好，非专业也罢，网络影评的力量是不能忽视的。这样看来，完完整整经历改革开放40年的谢飞，依然还在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他个人的，改革，和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