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我们第一次采访毕赣时，因为他刚刚做父亲不久，我们浩浩荡荡近十人追到他的老家凯里完成了采访。坐在外婆家的屋顶上,他感慨道：这样采访很轻松，要是换在北京，肯定没这么舒服。

三年后的今天，在北京，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再次见面了。突然被通知，因为毕赣导演要赶着回去休产假，采访时间推后。别人是三年抱俩，他是三年抱了四个，两个娃，两部片。而且，娃很可爱，片子很美。

但是作为一个刚拍第二部电影的年轻导演，突然经历从几十万到2000万投资的巨大变化，你能想象这三年他经历了什么吗？

毕赣在拍《地球最后的夜晚》（以下称《地球》）时，感受最深、听的话最多的就是两个字：“没钱”。

当他想要一名特效化妆师，有人告诉他：没钱。当他想用一台水下摄影机拍两天，有人告诉他：没钱。

反正，不管他要为电影做什么，都有人过来跟他说：没钱。

“我这个电影有2000万（投资），但是钱花在哪儿了？为什么连我都不知道？！”他很不解。

而且，更让人不解的是，这部电影最后从2000万变成4000万，超支了100%，“我自己都不知道找谁说理去”。

他的处女作《路边野餐》成本不过几十万，而且大部分是他的家人在承担。到了第二部电影《地球》的时候有了2000万的投资。

无论是对一部文艺片、还是对一位年轻导演来说，无疑都是一笔巨款。在我们看来，不知道能办成多少事。

毕赣导演采访现场照

“我对钱真的没有概念，每次一这么说大家就笑，但真的没概念，我既不知道怎么使用钱，也不是我在管钱；第二，我的心也不放在那儿，我确实不太关心，因为每天要处理好多事情。”

当然，他不是在逃避、推卸责任。他真诚地对我们说：“有我很大的一部分责任，会不会是一开始的建立预算、安排进度，我们整个系统都是错的？大家都忽视了怎么样才能做一部好电影。”

这个问题的原因，要归结于前期预算规划出现的巨大漏洞。

“当我走进电影拍摄的场景，发现没有一件东西能达到我的要求，你看见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在省钱。我的要求不是它要多精致，而是他们找的这些东西不属于这个空间，场景不是、墙壁不是、镜面也不是，走进去像拍广告。”

毕赣每天都要去现场沟通一遍，而他每一次去复景，那个场景始终都一模一样，看不到有任何的改变。

受不了了他也会生气：“你们到底在搞毛啊，为什么每次来都一样？”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我们改我们改……”

到最后，执行导演开始带着导演组自己去找道具，包括录音师也都来参与找道具……这种沟通信息很浪费成本，也很浪费他的创作时间。

有人跟毕赣说：“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月就过去了，你有那么好的演员，那么好的条件，那么好的资源，你拍出来的东西总不会太差。”

毕赣也是这么想，总不会太差吧。

可直到电影开机的第一天，6月15日。

“我发现到开拍那一天，整个剧组无论从造型、具体的场景、到美术这些最基础的，跟之前复景时还是没有变化，永远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到底谁在忽悠我。当时之前的美术指导跟我关系很好，他是一个很有才能、才华的美术指导，但我觉得不是他的问题，也许他更容易妥协吧，面对压力、面对经济状况更容易妥协。所以他也很难做人，他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是他办不到，因为手上没有任何经费。”

这一天，他终于没有过去自己这关。当他发现每个人对电影的工业认知是那么不同，很多人连最基础的事情都做不好时，他决定再也不妥协了。

“停吧。多久调整好，多久再拍，调整不好就不拍了。”

第一天停机不要紧，调整一天继续再拍也损失不大。但是第一天停机的原因是美术进度、工期都要重新调整的话，这个代价就是巨大的。

因为演员、创作团队、所有工作人员的时间都要重新调整；电影的资本、成本也要重新规划。

所以从第一天停机开始，整个剧组就面临着巨大的后果：每一天都有可能拍不下去。

“我是要承担很大责任的，为什么我一开始不强硬些？”在此之前毕赣确实是个“不强硬”、“不吵架”的导演，因为他不想伤害别人。

现在，“我不去想这些，我只告诉我自己：不能再让别人告诉我应该怎么样，我不会再听那些，我也不会再质疑我的所有初衷和决定，就这样一直到最后。”

剧组进行了巨大的调整。换了全新的制片组和制片主任，请了新的美术指导刘强老师加入，“我们所有的沟通都是靠一点点默契和他的美术修养。”

因为按照正常流程，导演要跟美术指导先沟通半年，再去看景。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只能现场沟通、立刻实施去做，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甚至连画图的机会也没有，因为图纸没了，买不起。

那个时候剧组已经没有钱了。

当投资人代表万总来了解完超支状况后对毕赣说：“前面就是出问题了，你要交学费。”

“毋庸置疑，我的投资人、制片人、监制他们在大方向上一定是支持我的，不然我怎么拍完？在超支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投资方还是以我的标准为原则，凡事都建立在‘我过关’的原则上，再去想办法怎么节省预算、怎么把进度展开得更好。

即使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合理’和‘尽可能’了，他们还是支持我。我挺感激他们的，我和我的制片人现在每天都在反省，这些‘至暗时刻’。”

他觉得如果《地球》当初定的是3000万，也许不会出现这样大的问题。“当这个电影只能做成2000万的样子时，就需要把原来导演的创作设想压缩出1000万，甚至1200万、1300万出来，那从哪儿压缩？就是方方面面了，具体到每一个场景去压缩，也要从时间、周期等方面压缩。”

比如，跟其他剧组相比，《地球》剧组的条件算差的。“但你说和《野餐》相比，哪个好呢？说实话，看起来这个剧组好些，至少有个正常的宾馆住。”

到了拍摄的后期，剧组弹尽粮绝。制片人去跟每家投资人汇报新的投资规划又存在一个时间差。在最危难的时刻，演员黄觉找了他的朋友们：袁弘、张歆艺，黄晓明等，他们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解囊投资，不求回报。

最初的电影拍摄周期只有2个月，等到调整完，周期就拖成了1年。除了投资方们的支持，演员们的配合与奉献也是影片能拍完的重要因素。

“电影需要他们配合的程度太高了，又是面对一个才拍第二部电影的新导演，真的是很支持了。他们(所有演员)三番四次回来拍，把所有休息的时间都划出来给了这部电影，像是汤汤、鸿其，尤其是张姐（张艾嘉），觉哥（黄觉）就更不用说了，一陪就陪了我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而且我们也没有那么多费用好好支付人家，我觉得特别抱歉。”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特别关爱我，当时可能是连电影都拍不下去了。

好事多磨，终于，《地球最后的夜晚》成为了他梦寐以求的电影，电影也呈现出了很多意外惊喜，那是他在剧作的时候都没有想到的，“这真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影了”，他忍不住给黄觉发微信。

以前，毕赣对自己的电影票房是没有什么期待的，因为他的创作从不去考虑市场。但现在影片拍完比原先超支了一倍，让他有了压力。

他在想：投资方怎么办？

现在所有的创作内容都做完以后，毕赣也想回来“上上班”——参与影片宣传的诸多工作。“其实很多事情我的制片、监制是不会叫我去做的，但比如，他们不得已想要我上综艺节目时，他们就会拿五个让我挑一个去就可以了。可我心里想的是，别让大家亏了，这是一个导演的基本职责。”

导演毕赣解读《地球最后的夜晚》影片中先锋又前无古人的3D长镜头：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一部关于梦与记忆的电影。在我心里，表述记忆最特别的方法便是用3D，而记忆和梦都需要用时间去梳理，所以我在影片的后半段用了一个持续的段落镜头。我想法的逻辑不是要做3D长镜头，而是怎样做一部电影的结构，用哪些电影的材料去表达我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地球》应该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是一种材料，另一部分是另一种材料；就像那个女人（汤唯饰）也是两部分的，一部分是最纯真最真实的她，有真实的名字、有她的烦恼；另一部分就是她最复杂最电影化的，是蛇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