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于2010年关闭了在中国大陆的搜索引擎服务，这意味着它放弃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中国上网人群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还多，这个数字还在以世界第一的速度增长。近期谷歌计划重返中国大陆，但是为什么隔了这么长时间呢？

审查就是原因。谷歌在觉察到了一些来自中国国内的针对自己以及其他数个公司的网络攻击后，立即关闭了自己在中国大陆的服务。经过调查，谷歌发现，一些中国人权激进分子的谷歌邮箱账户被黑掉了。

在此事件发生的四年前，谷歌就已经在大陆开展业务了，它在大陆提供的服务是遵守了当地政府苛刻的审查政策的。在当时，谷歌官方声称，他们决定最符合职业道德的选择是提供一些服务——也就是受到大陆审查机制限制的服务——给庞大的大陆市场，而不是让成千上万的互联网使用者只能接触到有限的那一点点信息。

但是2010年发生的攻击让谷歌改变了计划。谷歌不再听从政府要求去过滤搜索结果，而是把所有的中文流量引向了不受审查的香港版谷歌搜索，这使得谷歌的全部服务在大陆全部停掉了。事实上，谷歌服务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完全停止了对大陆用户的支持。

谷歌停止在大陆的运营，是比较极端的一个案例。这类公司在海外经常遇到类似问题：如果想开展业务，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这些法律可能包含了一些言论钳制。而由于美国的法律在世界上几乎是自由度最高的，所以美国公司即使是在文化环境和美国极其相似的一些国家地区开展业务，也必须调整自身，以适应当地环境。

根据美国机构自由之家对网上开放性的评分，得分最高的西欧国家对于仇恨性言论和图片的容忍度也比美国要低很多。在德国，传播纳粹万十字章会被认定为仇恨性言论，是非法的。管理人员最近调查了一项针对脸书的投诉，投诉称脸书没能认真履行国家有关仇恨性言论方面的法律义务。但是如果仅仅因为政府要求了比第一宪法修正案更多的审查要求，脸书就停止在德国的服务，这是不可想象的。

谷歌首席执行官Eric Schmidt在2013年中国香港大学。

在一些审查更加严格的国家，公司只能依据惯例接受要求，撤掉更多违反当地法律的内容。例如在俄罗斯，抨击公务员会被以严重诽谤罪起诉；而跨过黑海，在土耳其，任何对于土耳其相关事物的侮辱行为都会被罚款或者拘禁。

公司一般都会遵从政府审查的要求，从而可以开展业务。但是当他们从自己的平台上撤掉内容时，公司必须对于这些行为进行公示。

Rowland说：“当公司内容受到政府的筛选、监督，或者有时候受到审查时，如果公司能够尽其所能公示这些行为。那我认为这些社会媒体的存在就是一股天然的解放性力量。”

为此，谷歌、脸书和推特都发布了一份详细的年度透明度报告，报告披露了在它们运营的每一个国家里，所撤掉内容的数量和类型，或者关于用户信息的要求，以及遵循了的要求的数量。这些公司还公布了处理这些要求的原则：例如脸书称其检查了每一个要求的“法律支持”，还“拒绝过于宽泛或者模糊的要求，或者向政府索要更多细节。”但是报告指向的进行审查的国家，是很难接触到这些透明度报告的，即使这些报告非常详尽彻底。

隶属于新美国组织的一个颇有名望的网络隐私倡导者Rebecca Mackinnon,建议，公司在审查严格的国家开展业务之前，应该考虑到如何处理这些有关言论自由的问题。她说：“你需要考虑到将要处在什么位置，以及预先决定这个位置对于公司来说是否可以接受。”许多公司在把业务拓展至审查严格的市场前，都会进行一个“人权削弱评估”。

对于在国外决定实行言论自由的评估，是非常复杂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一个高级工薪辩护律师Lee Rowland称，对于要求审查的政府，为了不失去整个国家的用户，公司要做一些事情。

公司可以建立起对于合法撤掉内容要求的严格评审制度。一个严格的评审可以确保政府不会利用互联网公司去审查法律之外的内容，而详尽的报告和透明政策可以促使当地的激进主义者去改变严苛的法律。

推特就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就像其他公司一样，推特对于配合政府要求的容忍从公司的行为里可见一斑。推特的透明度报告显示，它接到的撤掉内容的要求在2015年急剧增加，主要原因是来自于土耳其和俄罗斯的要求；而推特的业务仍在这两个国家正常开展。

然而在伊朗，推特的已经被“墙”了五年了。推特也做了一些改变，以帮助伊朗用户绕开政府的网上过滤。推特最近开始允许用户使用伊朗手机号码来激活一个两步验证，这个登陆选项可以保护账户安全。Rowland把推特在伊朗的行为称作“拒绝政府审查内容的职业道德新高度。”（推特发言人拒绝就公司的法律和事务决策进行评论，而谷歌和脸书的发言人并没有就此事发表评论。）

对于如何应对在国外的审查，公司并不是孤独的。一个名为全球网络倡议的隐私和电子人权组织，给在审查法律严格环境中开展业务的公司提供建议和指导。公司成员代表盈利性公司——包括谷歌和脸书——投资者，以及非营利性和学术型组织。

Mackinnon是全球网络倡议的创立者和董事会成员之一。他称该组织为面临审查而要做出艰难选择的公司提供了一个空间，使得公司可以和其他成员、学术型组织和隐私倡导者进行交流，以便做出决定。但她同时说，大部分公司过于注重短期效益，而不能投入太多时间和精力进行长期的言论自由的保护。她说：“至少全球网络倡议搭建了一个框架，用来阻止事情向本可能更加糟糕的方向发展。”

在国外的公司——即使是在欧洲的那些——也要处理逐年增多的撤掉内容的政府要求。欧洲已实行了两年的“被遗忘权”，一项欧盟的决定允许公民要求谷歌删除那些有关个人的误导性的、不准确的或者无关的信息。这项规定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撤掉内容的门类。而对于一些恐怖组织例如伊斯兰国利用社交平台招募新成员和宣传的担忧日益增长，这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政府密切关注传播恐怖主义的内容，却是典型的对于平台服务条款的违反。

虽然违反服务条款会导致禁止和内容撤销，大部分的互联网公司不会把这些呈现在他们的透明度报告里。Rowland说，这是一个问题，一个政府尤其注重标识违反服务条款的那些内容，并进行撤销，这本质上是另外一种审查。

例如，英国已经对这种方法开始活学活用了，而且至少英国政府的一个反恐部门已经被授予了“超级标识”的地位，它可以要求油管撤掉视频，并同时标识为违反服务条款。

一些公司不在报告中呈现因违反服务条款而遭到撤销内容，原因之一是公司无法辨别某个要求是否来自政府。推特的一个发言人称，希望政府标识推特文字、图片和账户时，能和普通大众使用同样的机制。发言人还说，基于服务条款违反的内容撤销要求“非常少。”

尽管撤销内容的要求逐年增加，公司还是同政府的合作日益紧密。以中国为例：谷歌正在大陆招聘数十个职位，用以准备重返大陆市场，并且谷歌正在试图签署一个协议，用来给大陆用户提供一个应用商店，当然，里面的应用都是经过审查的。上周，在巴基斯坦，谷歌发布了一个当地版本的油管应用，这个当地版本的应用遵守当地法律，从而消除了巴基斯坦政府对油管服务的禁止。

这些扩张可以让谷歌接触到更多的互联网使用者，给他们提供更多信息，并在同时坚持自己的底线。但是对于中国、巴基斯坦以及其他有审查制度地区的无数互联网使用者来说，使用新的服务代价是一样的：轻松接触到信息的代价就是持续的政府控制，并从美国互联网公司产生的内容中进行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