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秋白在发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后,试图从书本上寻找答案,在教材中看到的却是“异装癖”、“性变态”、“精神疾病”等对同性恋带有歧视的描述。当年8月,她一纸诉状将教育部告上法庭,原因是教育部未能在15日内回复她所申请的“公开对高校使用教材的监管职能”,不履行信息公开职责。
秋白举着自己的要求牌
2015年,秋白在发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后,试图从书本上寻找答案,在教材中看到的却是“异装癖”、“性变态”、“精神疾病”等对同性恋带有歧视的描述。
当年8月,她一纸诉状将教育部告上法庭,原因是教育部未能在15日内回复她所申请的“公开对高校使用教材的监管职能”,不履行信息公开职责。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随后立案受理。
2015年11月24日,秋白及律师与教育部政策法规司、教育部办公厅两位工作人员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庭前谈话。教育部官员告知,秋白可以将书面投诉邮寄到教育部统一监督举报受理中心,教育部将会按照举报监督机制来处理。
认为和教育部“对话”有希望,秋白于当年12月底撤诉,撤诉后,她和她所召集的全国各地共80多位小伙伴到图书馆、书店,寻找教材对同性恋表述存在的问题,拍照,加批注,写举报信,最后邮寄给教育部。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她寄出的举报信以“查无此单位”为由而被退回。她把被退回的信件重新寄出,然而仍被以同样的理由退回。
4月25日,已经与教育部打过一次官司的秋白,就“没有回复举报信件,行政不作为”再次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教育部。
2015年起诉教育部后,秋白受到来自母校中山大学的压力。一是频繁地找她谈话,希望她停止现在的行为。二是辅导员在没有经过她同意的情况下,将其性取向告诉了她的父母。
在秋白为性少数团体权益奔走呐喊的这一年多里,她看到了高校内关于同性恋权益“还有需要完善之处”,如今两年过去了,关于教材中有问题的同性恋内容并没有什么进展。“这是我很失望的地方,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的原因。”
当问到今后的打算,秋白表示会在NGO做一段时间,然后继续深造读社会学,秋白希望自己可以多坚持几年,比如在二三线城市做好LGBT(性少数群体)小组,“有很多二三线城市比一线城市更需要LGBT小组”。
小编认为,同性恋不支持不歧视,没资格去批评别人的个人隐私问题,教材错了就应该给予相应的回应,世界就是这样,不理解的事可以多学习,但是不理解不了解的,还任意人身攻击的就表现出群体的高低差异了!世界上如果没有无知的,愚钝的,也就没多样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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