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兵几十年，结识了很多政界的朋友，有时候能够在很近的距离上观看政坛上的风景，但从来没就此写过长篇。十八大以后看到中央反腐这么认真，决心这样大，我觉得应该开始写了。”除了社会条件和精神氛围之外，周大新迟迟没有投身官场小说创作，还有创作上的考量：“原来看过一些官场小说，纯粹揭露黑暗，把当官的过程写得很详细，其实带有教科书的性质，我不愿意那样写。”　　

《曲终人在》的故事从清河省原省长欧阳万彤的死开始写起，以26篇采访记录的形式，讲述欧阳省长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包括他如何走上地方政坛中心，眼见着同僚起朱楼、宴宾客、楼塌了，而他在无声的风暴中坚守自己为人为官的道德底线。周大新告诉青阅读记者，他想用欧阳万彤的作为和命运，呈现目前的官场生态，让人们看到当前要做一个好官是如何的艰难。

周大新说，在欧阳万彤这个众人用记忆拼凑出的与贪腐绝缘的人民公仆身上，寄托了他的一些理想：“呼唤有更多的高级官员能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着想，成为令人尊敬的政治家、社会管理者，而不是一个政客，或者是一个匆匆的历史过客。”　　

“欧阳万彤是我虚构的人物，但魏昌山身上有一个人的影子。”周大新在因贪污而锒铛入狱的魏昌山身上着墨很多，这个人物是促使周大新创　　

作的真正动因，“原总后副部长谷俊山的案子给了我很大刺激，他身为中将，位于我们军队的中枢，对钱财和物质的占有欲望却非常强烈。这样的人就生活在身边，让我非常吃惊。”周大新把谷俊山令人咋舌的贪腐行为写到魏昌山身上。“靠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和军队肯定不行，这样的渣子是怎样变成精英人物登上了高位？他们的生存机制是怎样的？我想写写这些。”周大新浓重的河南口音里，流露出一分焦虑。　　

说到权力的滥用，周大新有自己的理解，“权力也可以理解为，人民权且交给你的力量，把力量交给你，也可以随时把它收回去，另外，权力也有两面性，有建设性也有破坏的力量。”周大新在《曲终人在》中写了一起上级官员强暴部下妻子的疑案，因为欧阳省长的草率，致使受害官员夫妇双双自杀。“他意识权力可能的破坏性之后，开始对权力产生了警惕。”　　

《曲终人在》并不是周大新第一次写官场中的摸爬滚打，1998年出版的小说《向上的台阶》里，他塑造过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的廖怀宝。基于最近几年的观察，周大新觉得不能简单地揣度官场中人的选择。“官员也有各自的苦衷。他们作为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并不容易，甚至很艰难。

前些年我没有注意到官场上的精神氛围，官员看上去非常光鲜，但他们背后其实有很多可以同情、悲悯的地方。”周大新理解在人情法则同样奏效的官场里，官员的进退维谷，在这一点上，他并未滥用作家对现实的发言权。不过他又补充道：“人生都有悲剧，但贪污是无法被同情的，你只有靠自觉，逼自己设定不可逾越的界限。”　　

《曲终人在》里出场的并非只有官员，周大新亦书写了普通人对官场的态度。他写一人得道之后亲友们渴望一起升天的丑态，也写普通人对“升官就等于发财”的看法，以及官员家庭中可能存在的亲人反目。“写普通人的目的，是想对整个社会生活做出概略的展现，想打开一扇窥见人们当下精神世界的窗户。官员的精神素质最终会影响到百姓的生活和追求，但反过来，官员又来自民间，民间的精神取向其实也会影响到官员的追求。”　

有评论家提到，周大新总是能自我革命，无论作品的题材还是形式，能打破陈规。《曲终人在》的目录之前，有一封“致读者”的信，是以周大新的名义写的：“亲们！本人前些日子接受一对母女的委托，为一位已经过世的省长写一部传记……如果有哪位正巧在出版社工作……请与我联系。

我的条件是，首印5万册，版税12%，装帧典雅……我的手机是19999999999。”书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送校时，引起一阵争论，“他怎么把版税数字都写进去了！”　　

“哈哈！版税当然不是这个数字。”面对记者的提问，周大新的笑容里带了一点成就感，言下之意大概是，小说从这一页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