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像个虚胖的小孩，被剧烈撕扯并经历着阵痛。

经历了增速放缓的中国电影舆论场最近众生喧哗。即使多次露面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从北京到青岛，再到长春，不断用数据和演讲稳定市场、释放积极信号，但青年导演的机会与困境、院线的扩张和整合、转型阵痛和增速放缓还是会成为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的几大注脚。

在今天举行的第三届浙江青年电影节上，博纳于冬、华谊叶宁、思远影业&UME影院吴思远、阿里影业张强、上影张丰等大佬在西溪论剑，讨论现有电影的生产机制、青年导演的创作环境，以及困扰中国电影发展的痛点。

减肥、慢慢来、提高质量、给青年导演机会——虽是老生常谈，但是在他们看来，成为当下电影市场和未来持续发展最迫切需要的良药。

“我们不需要说我们今年要比去年增加40%，明年又40%，后年我们要超过美国，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不正常的，电影是文化，是要人才的积累，是要资本正常的运作。”吴思远说道。

博纳影业CEO于冬认为，高速增长了十年的中国电影迎来了自己的拐点，会在接下来的两年中面临各种挑战。“新的资本开始重新洗牌，电影市场既需要人才，但同时行业自身的规律还没有做好。加之2018年开始，国产电影又要面临好莱坞大片全面进军中国市场。”

某种程度上，在长春被官方定调的“拐点论”依然带有强烈的鼓励色彩，而并非意味着市场的绝对安全。换句话说，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已经度过。于冬表示，“如果当资本退潮之后，如果当观众对于电影开始失望的时候，我们真正的那种灾难会来。你现在都不敢想象，如果全中国接近四万张银幕，突然观众不再进电影院了，这个灾难恐怕是不能想象的。”

于冬

太胖了，中国电影

见证过香港电影崛起和回落的吴思远，成为当天为数不多的给出消极看法的嘉宾。在他眼中，中国电影像个虚胖的小孩，被剧烈撕扯并经历着阵痛。

在他看来，这种撕扯表现在方方面面：电影成本越来越高，影院运营成本也越来越高，但票价反而在电商的大规模票补和激烈竞争下逐渐降低，“全世界都有电商网上售票，但是他们不会去搞这种乱七八糟的用烧钱大家来竞争”；电影市场缺导演缺演员，但现状是更多的年轻人没有机会；单块银幕产出在不断下降，但影院仍然在无限制的扩充。

“本来在一个区域三家电影院大家可以做的很好，现在有十家电影院了，整体票房增加了，但是每一家电影院要么亏本，要么赚少了，要么利润下降了。”吴思远说道。

这种虚胖同时体现在大量的无效甚至低产出。上影股份总经理张丰补充了一个数据：去年中国电影大概有350多部，其中大概有46部电影是过了亿，占总体数量占的10%左右，但是票房的贡献率达到了81%。这意味着，2015年中国电影有将近80%的电影没有过3000万票房。

蜂拥而至的热钱，正在违背着电影制造行业的应有规律——快速进入、快速退出，过度迷信商业大片和大牌明星。“我们投资两千万，票房一亿多就很好了，我投资一亿五，票房三亿亏的就太大了，赚钱的是那些明星，那些不正常的风气，最重要的是这种不正常的东西造成了现在中国电影非常不正常的发展。”

最根本的在于，落后的机制改革与飞速发展的电影市场的割裂，甚至这种割裂目前并没有产生有效的弥补和拯救措施。

叶宁认为，国内电影现在最缺的是完片担保制度，“你在国外独立制片拿到担保，一系列逻辑要出来，预售、市场、发行是怎么样的，你的合约保障、版权保障包括剧本结构是怎么样的，首先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制片人进行评估，而且非常专业，评估完了给你钱达到要求。现在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对于资本来说，我们缺完全担保的机制，缺很多的机制，太缺了。”

叶宁

电影要类型化、要拍给中产阶级看

经历了票房回落，观众没那么好忽悠之后，中国电影尤其是作为未来力量的青年导演应该怎么走？

匆匆而来的于冬和他的博纳，因为主旋律类型片《湄公河行动》的成功，成为大家在探讨电影产品类型化时津津乐道的一个范例，而类型化和风格化或许由此成为青年导演的一条路。

叶宁认为，对于青年导演来说，最重要的方法论和逻辑是，一定要坚持个人的风格语言。“电影是一种表达，一定是强烈的风格，你没有坚持你的风格，你不懂这个道，你玩什么玩呢？给你再多的武器你也废了。现在在这个市场上产量太大，每一个档期多少作品，如果没有突出的风格，没有突出的类型语言哪行。创作的本身是一个故事发展到你的心里，你想创作一个故事，从人物从故事的结构开始，开始拍摄镜头的风格，最后市场的宣传有一整套的逻辑，这个要下苦工夫。”

在吴思远看来，未来的中国电影想要向好发展，必须持续吸引中层观众，他们具备稳定的消费能力以及基本审美标准。“白领、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们对电影的要求和品位还有一点要求，对人生的感悟，对爱情的追求，对人性的真善美让大家看完电影之后有一种感触，这就是我们中国电影最欠缺的。”

吴思远

在线售票平台的发达，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观众的话语权，特别是有强烈表达意愿和审美能力的用户。“你发行的产品，通过电商可以非常透明地反映出来。观众靠脚投票，产品才是王道。产品的好坏，通过预售、排片，可以马上产生变化，直接的很，直接的力量来自观众”，叶宁说道。

“五个新导演里面，就会有一个突出的”

“中国电影现在发展太快了，太快了以后人就是最大的困境。”

近两年来，各大电影公司越来越频繁地启动青年导演计划，比如这次承办浙江青年电影节的东海集团，就在今天上午启动了12部青年电影导演作品开发计划。

吴思远对其中的年轻人寄予了充分信任，甚至是一种渴望，“我当年启用徐克的时候，他连导演都不是”。据他的经验，五个新导演里面就会有一个是突出的。但在现有体制下，新导演如何走出来让资本、市场和观众看到，成为一个考验。

张强认为，中国电影的品质问题根源是故事，而一个好故事就有可能成为年轻导演踏入市场的敲门砖。“所谓的好电影我的理解是好故事加好制作就等于好电影，真正去怎么样寻找一个好故事方面，我们的年轻人会大有作为。如果说我们能够真正找到一个好故事，有可能会变成你们的敲门砖，能够敲开赢家大师的合作，就能走上一条成功之路。”

张强

同时，爆款频出的网剧获得越来越多影视公司的关注，成为青年导演崭露头角的途径，“比如《余罪》、《太子妃》这样的网剧，让导演和演员都能进入到一线的队伍，此前还有《煎饼侠》，这个也是可行的商业模式。”

青年导演姚婷婷和杨超依据自己的经验，认为拍摄短片是一个青年导演成长阶段非常好的台阶。原因在于，很多导演是可以通过资金需求规模小的短片，直接拍摄一个完整的文学故事，一种类型非常清晰的文学故事获得机会的。杨超说道，“短片是最重要的，你在最有限的资金和最有限的精力表达一个高概念的故事的话，对于任何人都是一个考验。”

而对于第一次拍摄长片的创作者来说，选好制片人或监制团队已经成为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我自己认为创作面对的是一个工业体系，导演一定要选好自己合作的伙伴，一定要找到自己搭档最好的团队，或者制片人团队也好，或者说监制团队也好，一定是去配合着去做。作为导演来讲，只做跟内容相关的东西，不要过多的插手资金也好，发行也好。”《少年巴比伦》的导演相国强说道。

“A计划”是阿里影业在帮助青年导演方面的解决方案，即联合知名导演担任青年导演作品的监制，例如陈可辛监制的《七月与安生》，贾樟柯监制的《海上浮沉》和《在码头》，而即将上映的《摆渡人》由王家卫担任监制。张强说道，“通过大导演做监制来带，是目前行之有效的方式。陈可辛和王家卫都有长远的监制计划，可以培养出很多的年轻人。”

即使各位大佬常常围绕自己的所想和所为进行诸多发言，即使国内的青年电影节和青年导演扶持计划正在规模出现，但是解决快速发展的中国电影市场人才短缺的问题，需要更长时间的探索。实际上，在大量的青年导演经历了惊艳亮相的小成本处女座之后，对于如何在现有工业体系下的继续有效地生产电影商业片，仍旧没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