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共产党注意审干，强调作风建设，延安整风是搞过头了一点，但是审干也审的够厉害，国民党很难打进来，共产党很容易打进国民党，国民党特务很难打入共产党。延安时期混进一个沈之岳，他是当时唯一能够混到延安的，这个家伙当年研究过马列主义，在上海参加过学生运动，后来参加军统了。

他到延安去，这个人能说会道，进了抗大，觉得理论基础很好，到延安工作，后来他吹牛，已经当了毛泽东的秘书了，那是扯淡。但是进了中央机关之后很快被看出不对头。那个年代党的领导人装假很难装，老下馆子，延安的伙食他受不了，所以总下馆子，钱从何处来？

本身就有问题。他说是老乡给的，老乡能成天给你钱？这个人就有问题了。另外这个人有点做作，积极不是真的积极，是做作出来的，这本身就有问题了。但是没有证据，凭这两点不能抓他。当年审查干部最好的办法，把他派到战斗第一线去。真正的特务绝不会舍生忘死，他要完成任务，把他派到新四军去，结果他就跑了，果然回去就报告了，说是混进延安，又当了毛泽东的秘书，那是自己吹牛了。

咱们九十年代，对台湾不追究了，他得了重病，在台湾治不好了，想到大陆来治病，后来到北京来了，我看登的回忆录是到北京，住北京医院之后，当年延安那些同事都看他，当年真是没有把你识破啊。其实当年就看出你不对头了。现在台湾有一些说他是两面间谍，还继续为共产党服务，这也是扯淡。

当年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的叛变，造成的恶果非常严重。当年抓他的是谷正文，谷正文08年死的，死之前还发表回忆录，谷正文是共产党叛徒，他讲蔡孝乾的叛变的个性要是有几分周恩来的才气，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当年副书记被捕之后，在狱中组织难友每天批斗蔡孝乾，指着鼻子骂他生活腐败，而且他的情况非暴露不可。

眼看台湾快解放了，他整天过腐朽生活，经费根本不够花，找台湾的企业家，你给我赞助，解放后我照顾你。那时候企业家还真没揭发他，这么干迟早会暴露。后来因为一个交通员的事把他暴露了，他追求吃喝嫖赌，怎么能坚贞呢？被捕之后马上就被叛变了，他还参加过长征，是长征唯一的台湾干部，当然人参加长征也不是进了保险箱了，随着生活的变化人也会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