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北京政权灭亡后，南明朝廷无力支撑局面，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明朝多次向日本借兵，希望与日本结盟共同北伐。但日本一直不愿出兵，这一战略设想最终无疾而终。南明之所以会多次向日本求援，主要是因为与日本有着紧密联系的郑氏集团接受招安，加入了南明阵营，南明和后来的台湾明郑政权向日本借兵，大部分是经由郑芝龙、郑成功、郑经或他们的部将郑彩等人之手完成的。

荷兰人所绘海图上描绘的郑芝龙形象（近处站立者左）

郑芝龙向日本求援，表面是为南明向日本借兵，其实主要还是为了他自己，扶持南明朝廷只是他的一个幌子。清军进入福建让他感到了压力，向日本求援，如能成功，则可让日本军队帮他抵挡一阵南下的清军。郑芝龙出身商贾，精于算计，他显然不会傻到相信日本会跨海出兵，打一场毫无益处的战争，他向日本求援还有另一方面的打算。郑芝龙势力的根基在海上，即便在大陆上无法立足。

他也还可以退回台湾或者长崎，但当时的日本在德川家光的主持下已经开始实行锁国，海外贸易完全被幕府控制，郑芝龙在日本的生意大受打击，这才是可能动摇他根基的巨大威胁。郑芝龙借南明朝廷的名义给幕府和长崎奉行写信，就是要告诉德川幕府，他不是像汪直、李旦那样的海盗商人，而是南明朝廷的封疆大吏，如果德川幕府想和南明保持联系，就不应把他当作海盗一锅端掉。

郑成功画像，约17世纪中期，现藏台湾博物馆

郑芝龙并无忠于南明朝廷的打算，故而在隆武政权节节败退之际投降了清军。郑芝龙投降后，郑成功成为郑氏集团的统帅。与他的父亲不同，郑成功倒是对南明朝廷忠贞不贰、鞠躬尽瘁，他率军在各处与清军作战，并从福建出师北伐，还一度逼近南京，郑成功也多次向日本借兵，与郑芝龙不同，郑成功的借兵确实是想要联合日本，共同对抗清朝。郑成功共向日本借兵4次，由于他的母亲是日本人。

因此，他一直视日本为半个祖国，在第一次向日本借兵（1648年）的书信中，他写道“余生于日本，思慕日本之心尤深。今处艰难之际，恳请日本以叔侄、兄弟之情待余，施予恩惠”。1658年，他第三次向日本借兵，在书信中又提到“成功生于日出，长而云从，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战占师中贞吉”。

郑成功向日本借兵一直未获成功，可日本没有直接出兵，但也给了郑成功一些资助，比如郑成功第四次向日本借兵（1660年），日本就给了他一批火器和刀剑以供军用。郑成功死后，继承统帅地位的郑经没有再向日本借兵，他只是给长崎奉行写信，请求幕府允许他把郑氏家族存放在长崎的钱财取回台湾，以作为“恢剿逆虏之资”，可这笔钱财最后被已经投靠清朝的郑泰孙子郑奎舍和侄子郑按舍领走，让郑经的意图完全落空。

黄宗羲

除郑氏集团外，曾为南明向日本借兵的还有黄宗羲等人，但这些人要么不清楚日本的情况，要么是在日本没有人脉基础，因此根本不可能获得日本的支援。黄宗羲1649年曾与阮美、冯京第等人一起出使日本借兵，在《日本乞师记》中，他写道日本“销兵忘战”“粉饰隆平”“风俗侈汰”，因此根本无力出兵，结果导致了乞师无果而终。显然，黄宗羲并不了解日本的情况，也未能和幕府高层接触，只能通过直观感受得出日本太平日久，不再有一战之力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