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时，罗瑾正在长江路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做学徒。1938年1月的一天，有个日本军人来到这家照相馆送来两卷胶卷冲洗。罗瑾发现，这些照片竟然都是日军屠杀同胞的现场。为了保存罪证，他悄悄多洗了几十张。为了保存这些照片，他精心装订了一个小相册本子。

挑选出16张照片贴上去，并在封面上画了一幅图：左边画了一个深红色的心脏，中间画了一把刺进心脏的利刃，滴着鲜血，右边用红色写了一个空心美术体的、正方形的“耻”字，在字下面还画了一个问号。为了悼念死难的同胞，他又特地将心脏、利刃、“耻”字的四周勾上黑边。

1940年5月，17岁的罗瑾离开照相馆，为了生计，考进了汪伪政府的警卫旅直属通讯队。罗瑾以为这儿较安全，就将相册藏在自己的床下。不料到1941年初的一天，因同在毗卢寺内培训学员的伪宪兵二团，为迎接汪精卫来训话，在检查中发现了一颗来历不明的手榴弹。

就在全寺进行大清查。罗瑾为逃避搜查，紧急之下在茅房的砖墙上掏空一个洞，将相册塞进去，糊上泥巴。岂料几天后相册竟不翼而飞。为了防止意外，罗瑾从此逃离南京，隐居在福建省大田县。

50多年后他才知道，这本相册被南京市民吴旋取走，把它藏在了大佛的底座下，后辗转多处收藏并一直保存到抗战胜利。1945年，吴旋把这组藏了多年的照片拿出来，交给了临时参议会。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提交法庭，为审判战犯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市黄埔路（中山东路口）“励志社”（现为钟山宾馆）黄埔厅大礼堂，对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开庭公审。

中国人民久已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几天后，一位在国防部工作的邻居高兴地跑来对吴旋说：“你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你交上去的照片和材料在法庭上作为指控的‘一号证据’出示，日本人看后吓得脸都变白了！”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1946年11月《关于协助调查南京大屠杀案经过概述》中说：“本会所搜集之大屠杀照片十六帧，据报纸所载，谷寿夫被侦讯时，曾见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

在铁证面前，谷寿夫只得俯首认罪。也许是预感到了末日将至，行刑前不久，他借来剪刀，剪下了自己10个指头的指甲和3束头发，装在用白手帕做成的小袋子里，留给家人，并写下绝命诗：“樱花开时我丧命，痛留妻室哭夫君。愿献此身化淤泥，中国不再恨日本。”

3月10日，法庭即将做出庄严的判决，根据《海牙陆战规例》、《战争罪犯审判条例》，作出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的末日到来了！

警笛一路长鸣，囚车前后都有宪兵把守，车厢两旁，悬挂着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巨幅照片。其中好几张便是吴旋呈交上去的。当宪兵将谷寿夫架下刑车时，这个昔日凶残狠恶、不可一世的杀人魔王却烂如泥团，腿软脸白，不能举步，押解的法警只能将其拖着进入刑场，走到指定的行刑地点，使其面朝中华门跪下。

随着“砰”的一声枪响，谷寿夫终于在其屠杀中国人民的地方结束了罪恶的一生。隔天，《中央日报》报道称：

（26）日上午11时30分，特由该庭将被告谷寿夫验明正身押送雨花台刑场，依法枪决。行刑枪手为国防部警卫第一团班长洪二根，在围观市民的欢呼鼓掌声中，一枪毙命，子弹自后脑进，面部出，倒地时脸朝天，口鼻均流血……昨日，此不可一世之杀人魔王，神色黯然，重临旧地，获得其应得的报应，雨花台畔，一抹黄土，作为其长眠忏悔之所。

“京字第一号”证据，保存了一个民族的悲情记忆，祭奠了古都30多万屈死的冤魂，见证了中国人民惩处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之举。然而谷寿夫只是侵华日军犯下滔天罪行的一员，“京字第一号”证据也只是侵华日军罪行累累证据中的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