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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为了一条破麻袋我和一个老头结了仇，后来终于碰到了一个报复他的机会……

正月十八的上午，天空飘着雪花。我和小虱子、小囊鼻子、小枣等十几个伙伴在村后路旁的雪地上溜冰，看见一个穿破棉袄、戴狗皮帽子老头从村外的小路走来；他胳膊上挎着一个破篮子，看样子是到我们村门市部买东西。他走过我身旁的时候回头瞅了我一眼。我一惊！随即朝着他的背后连吐了几口唾沫。伙伴们感到奇怪，就问我那老头是谁？我说他是我的仇人！他们一听来了兴趣，纷纷围过来问我怎样结的仇？我说为了一条麻袋……

其实就是年前的事：腊月十八那天，我跟着两个人到邻村的北山上偷摘松球，中午吃饭的时候发现我们放在大石头上边的麻袋不见了，经打听才知道是六队割松枝子的人拿走了。我们追下山找到六队的队长，他承认有这么回事。不过他说我们折坏了他们的松枝，麻袋要充公！我们不服，要去找大队书记。队长说：“你们找上天我也不怕！”

后来我们找到了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他明天调查情况，如果真如我们所说，就还给我们麻袋。

第二天下午，我们三人直接去找书记，没想到书记很痛快：他让人领着我们去找队长。队长见书记放了话，就让我们去找保管员……可保管员却让我们去找一个丢了棉袄的老头；只要这老头松口，他就开仓给我们麻袋。后来他被缠的没办法，就领着我们去找老头。

老头住着三间小草屋，因为屋内太黑，我们就摸索着往里走。老头的老婆点着北墙上，窟窿里那个小油灯；借着豆粒大小的火苗，我们发现土炕上斜躺着一个干巴老头；保管员比我们早进屋，也不知道他和老头密谈了些什么。反正我们一进去，他就以回家喝中药为由走了。

谈判非常艰难：老头仗着在自家的炕头上腰杆子硬，说什么也不给我们麻袋。原来老头那天也在山上割松树枝，因为怕磨坏了新棉袄，就脱下来放在一块石头上，后来就不见了。他怀疑我们这些外村摘松球的人偷了他的棉袄。

老头办事非常绝！他不听说好话，也不容我们辩解，只抱定一个死理：他什么时候找到棉袄，就什么时候给我们麻袋。还有更气人的就是他老婆；老头说一句，她就跟上一句：“是啊！对啊！再不就叨念那个大厚厚的棉袄多么暖和。

腊月二十下午，我们三人又去了老头家。老头见我们没有给他找到棉袄，连话也没说就躺下睡觉。没办法我们只好再次去找大队书记。书记很恼火！他认为这么点小事三番五次的麻烦他有失体面，也有损他村的威信；他把队长找来狠狠的尅了一顿，然后命令他立即还我们麻袋……

队长挨了训就把火撒在保管员身上，保管员不敢把队长怎么着，就把怨气加在我们头上：就以各种借口拖延时间，直到傍晚才去敞开仓库拿出来两条旧麻袋。我问我家那条补着蓝补丁的麻袋那里去了？保管员说原本就这两条麻袋。我急了！自己闯进仓库，可转悠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我断定是老头搞得鬼，就独自跑到他家，没想到他老婆关着门不让我进，还骂着放狗咬我。

当晚我蹲在村头的破烤烟屋里不敢回家，后被父亲找到抽了两个耳光！事后我发誓：再碰上那个老头一定放他的黑石头！

伙伴们听了我的遭遇非常生气，纷纷出谋划策要帮我讨回一个公道。最后我们决定都回去准备武器，然后到村头路边那两间破烤烟屋里设埋伏。只要老头回来从那里走，就砸他一个哗啦！

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紧。伙伴们冒着严寒按时来到烤烟屋；这个拖着粪叉，那个攥着槐树棍，还有抡铁鞭和扛草扒的；而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小虱子怀里掖着一把生锈的杀猪刀。我怕大伙打的时候把握不住分寸，就提出了几项要求：一不准打头 ，二不准戳眼睛，三不准动刀子。谁料我的话还没说完小虱子就不满意了：他说自己的刀不快，如不用刀他没有其它武器。我想了一下就把自己带的麻绳给了他，让他到时候绑老头，小虱子这才咧着嘴笑起来。

接着我给伙伴们分工：窗口和门口各由两个人望风，余下的人都趴在墙缝里、旮旯里、窟窿里监视。最后还要求大家不要暴露目标，不准大声说话、跺脚，也不准放屁！”

最后的条款惹的大伙哄堂大笑……

陷阱布好了，就等着老头过来踩。开始伙伴们的动作非常正规：都人模狗样的摆开架势，模仿着电影上游击队的样子。可等了没有半小时就熬不住了：咳嗽的、偷笑的、搓手的、跺脚的，最不严肃的就是不知谁咚的放了一个屁，顿时小屋里就像炸了锅。

哈哈哈……

哄笑之后就开始追查肇事者，可吵来吵去谁也不愿承担这个责任，最后导致矛盾激化、升级：小虱子和小囊鼻子动了手……

他俩头顶头、胳膊掐胳膊的撑在一起。由于力气相当，二人就地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把对方摔倒。而其余的伙伴就像看狗咬仗一样在一边大声小吆喝的呐喊、助威……后来因为屋里空间太小，两人就把战场搬到外边，格斗的级别也由肉搏提升到器械的对打：小囊鼻子挺着他拣狗屎用的粪叉子，小虱子则攥着那把生锈的杀猪刀；两人弓腰、错步把雪地上踩出了一个大圆圈，但最终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伙伴们对这种转来转去的套路也渐渐失去了兴趣……就在这关键时刻，不知谁一语道破了天机：那个屁是小枣放的！

这小枣是村里出了名的窝囊废，所以就有人敢在他头上栽赃。好在他心宽，也没有怎么争吵就承认下来。不过小枣也不是个傻子，他在背这个黑锅之前还特意瞅了我一眼：那意思我明白，就是事成之后我把小人书借给他看。就这样矛盾得到了圆满解决；小囊鼻子和小虱子虽然动了干戈，但也还了他俩一个清白。

后来伙伴们又重新回到烤烟屋监视，谁料没多会，小虱子就尖叫起来： “来了来了！”随着他的呼叫，大伙纷纷把脸紧贴在门口、窗口和墙缝上；透过漫天的飞雪看见那个头戴狗皮帽子、挎篮子的人正背着身子，倒退往前走……

屋里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仿佛头顶上悬着一颗咔哒、咔哒的定时炸弹！

沙沙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冲啊！”我一挥手，伙伴们如一群饿狼似的向那人扑去……

伏击战打的非常漂亮，可打完之后都惊呆了！原来挨打的不是老头，而是本村大队会计的哑巴老婆。伙伴们瞅着在雪地上来回打滚的哑巴妇女没说一句话就四处逃窜……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当天下午就有几个伙伴被揪到大队办公室吃了一顿小灶。

第二天上午，大队书记召集作案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到办公室开会：书记、民兵连长、治安主任轮流着对我们吹胡子瞪眼；家长们则和受害人的丈夫——大队会计为赔偿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

最后终于敲定一个赔付方案：所有参加打人的户各赔偿医药费五元、赔撕破衣服、狗皮帽子费两元……因我是主谋，我父亲比别的户多出五元。

唉！说起来这事也蹊跷：明明看清楚了那人戴着狗皮帽子、挎着一个小篮子，怎么打完后就变成了大队会计的老婆呢？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头是我们大队会计的老丈人；那天上午他买好了东西就去了闺女家，女婿留下他吃饭，哑巴闺女怕她娘着急就回家报信；老头怕冻着闺女，就让她戴着自己的狗皮帽子，她就替父亲挨了一顿打。

事后的第三天，小虱子和小囊鼻子才被家人从村东的防空洞里找回来；小枣则被他娘关在家里两天没吃饭；我除了又挨了两个耳光之外，还和母亲推了三天磨。

事件就这样平息了，可没想到半年之后大队会计突然对我父亲说：“你家的麻袋找到了，但不是我老丈人拿的……”

他说给老丈人送殡的时候，碰见了另一个亲戚；这个亲戚喜欢用猎枪打野兔，我们丢麻袋那天，他正好在山上打猎，正好在大石头下边的沟里捡到了那条打着蓝补丁的麻袋，于是他就拿回家去了。

我知道自己错怪了老头，可无法给他赔礼道歉，因为他得病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