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和刘邦一样，都是从社会最底层的“布衣”成为最高统治者“天子”的。因为出身相同，朱元璋起事后，在李善长等人的指点下，行事多模仿刘邦。但两人有一点极不相同，刘邦不喜欢儒生，儒生去见他，他把人家帽子解下来撒尿，张口闭口就骂他们是“竖儒”；朱元璋则每攻打下一个地方，就寻访当地着名文士，千方百计延聘、征召至幕下。

在与这些文士朝夕交往中，朱元璋凭着天资过人与勤奋好学，居然从一个识字不多的半文盲，逐渐变成一个提笔就能赋诗作文的人。令人好奇的是，他的文才究竟如何呢？

朱元璋“兼全文武”，有《明太祖集》20 卷传世，其中除了应用性质的行政公文如诏、制、诰、敕等之外，还有不少记叙、议论文字以及诗赋，文之众体俱备。这些文字，自然免不了宋濂、刘基等词臣润色之处，其中很多文字乍一看上去和饱学宿儒、文学俊秀之作几乎毫无分别。但是文集中一些粗枝大叶、浅俗雄直的文字才更能体现朱元璋的本色。

《明太祖集》卷十四有《皇陵碑》一文，记叙的是朱元璋的艰难身世，在回顾往日艰辛时饱含感情，绝非儒臣代笔的粉饰之文。例如记叙他栖身的寺庙解散后，他不得不托钵流浪，形同游丐，“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佒佯”是朱元璋自己造的词，“佒”指身体不舒展，佝偻着背；“佯”，指徘徊）。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

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这段文字极具感染力，可是读者如果对文字本身细细体味，不难发现朱元璋虽然很恰当地用了文人常用的“猿啼”、“鹤唳”、“飞蓬”等意象，辞气却仍然缺乏老练文人笔下常见的整齐与流畅。最后一句用“滚滚”修饰“沸汤”，顿时露出浅俗本相。整篇文章虽然粗枝大叶，但叙事明晰，更兼通篇用韵、贯注而下，因此粗服乱头亦显雄豪之气。

皇陵碑

如果说朱元璋写《皇陵碑》这样的文字还有点勉为其难的话，那么他写《谕西番罕东毕里等诏》这类的文字就显得当行本色多了：

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们知道者，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

俺大位子里坐地，有为这般上头诸处里人，都有我行拜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东毕里、巴一撒他每这火（同“伙”）人，为甚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

今便差人将俺的言语去开与西番每知道：若将合纳的差发认了送将来时，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将差发来呵，俺着人马往那里行也者。

教西番每知道：俺听得说，你每释迦佛根前，和尚每根前，好生多与布施么？道那的是十分好勾当，你每做了者，那的便是修那再生的福。有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俚（同“哩”），你西番每怕也那不怕？你若怕时节呵，将俺每礼拜着，将差发敬将来者，俺便教你每快活者，不着军马往你地面里来，你众西番每知道者。

明朝疆域图

诏书是用浅俗的白话写的，有很多语气词，读起来和元杂剧里的说白并无二致，结构安排上却层次井然。全文犹如“吓蛮书”，态度强硬，语气狂横，有帝王君临天下的气势。西番国家听了这道诏书后，纷纷表示臣服大明。

朱元璋类似的文字，我们在《戒庵漫笔》卷一《半印勘合户帖》里也能读到：“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实际上，朱元璋还曾有意在行政公文写作上推广这种文风。朱元璋规定，“告谕臣下之辞”以及臣下进的“表笺奏疏”，不许再用骈体文，要用简古质实的文字，以求明白晓畅。

朱元璋的诗歌，大多极力追随文人传统意趣，偶尔也有稍佳之作。但最能体现朱元璋特点的，是那些不假雕琢、放笔写去的诗歌，它们往往于粗豪中见天然野趣。例如《明太祖集》卷二十《咏菊花》：“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此诗通过咏物来抒怀，心气极高，虽然是脱胎于黄巢《不第后赋菊》一诗，但比起原诗来更为直露，也更显得杀气腾腾。诗中满是粗豪之气，倒也符合作诗者的身份。作为一位平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从半文盲到略通文墨，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与诗作，也实属不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