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原名戴春风，三十岁时，听到“革命朝气在黄埔”的说法，他就自改其名，取晋周处《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为北伐收集情报，一个人奔走四方。当时共事的同学徐亮回忆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戴笠是爱国的，在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问他，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论调。

戴笠和母亲

抗战时期，戴笠已位高权重，但他在淞沪抗战中，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并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他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进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一路上时时如过鬼门关，他却犯险如常。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报工作。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毛泽东悬赏之上。可以说，戴笠是一个干才。他率先破译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并报美军海军部，但被美军一笑置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军才意识到戴笠的厉害。还有一个说法是，周恩来在中共的会议上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1942年戴笠为即将深入东南日战区的梅乐思示范将自己化装成为力夫。抗战胜利后，戴笠的能量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在美国陆、海军两大特工系统中引发了一场剧烈的争夺，目的只是为了谁能取得与这位中国政治杀手的特工技术合作权。由此，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他要会见一下这位中国的神秘人物。蒋介石却始终不敢满足这位世界反法西斯领袖的“小小”愿望。

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内最有权力的二百七十名“中央执、监委员”集中在“军委会”重庆大礼堂里，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大会。大会已经连续开了十七天，围绕国民党从抗战时期转入战后的方针政策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会议期间，有人喊出“打倒特务”的口号。共同的恐惧感，使这些原先自命不凡的“中央执、监委员”们不得不捐弃前嫌，暂时联合起来，向少将局长戴笠开战。由此，几乎是全国结成了一个反对特务的“统一战线”，一致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中国的希姆莱”戴笠。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蒋介石居然对此十分认同。

此时，戴笠在政治上的地位很低。他不是“中央执、监委员”，所以他连参加这次六届二中全会的资格也没有。他甚至连国民党员也不是，在政府方面，他连部长、次长一类的政务官也没有当过。经“军事委员会”明文公布的职级，戴笠仅是一名副局长；由国民政府公布的军阶，他也只是个少将（戴的局长职级和中将军阶都是死后才公布的）。这似乎太不可思议了。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最后一天，这位政治杀手被蒋用“十二道金牌”从平津一带催逼起身，赶回重庆。但飞机在经过南京上空时失事，机上人员无一幸存，戴笠亦同机身亡。一场航空事故，结束了戴笠与二百七十位“中央执、监委员”的对峙，让所有紧张不安的对手们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