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仅仅存活了12天零6个小时。或许，这个时间还要更短。因为冯保明也不知道，他是凌晨几点钟没了气息。只有留下的出生手环和两张照片，证明他来过这个世界。“好好一个儿子，糟蹋了。”这句话已经被冯保明重复了无数遍。但凡跟人提起孩子的死，他都要感伤的说上几遍。

冯保明，湖北黄石市阳新县人，年近五旬。1989年到武汉当工人，因为受伤，自1994年开始当起了环卫工人。三年前，他将流浪在外的贺霞领回自己简陋的出租屋。今年春节，儿子出生。

新生儿带来的喜悦没有维持多久，孩子病了。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一番抢救之后，医生告诉他“孩子死了，准备手续，处理了吧”。“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无能为力。”武汉市救助管理站、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杨波对记者介绍，由于未征得家属的同意，无法对孩子的母亲进行精神鉴定，因此也无法对孩子进行救助。

孩子早夭

2月14日晚上，冯保明下班回到租住的家。“老婆”贺霞偎坐在床上，孩子仰着躺在贺霞怀里，身上只包着一件贺霞的外衣，“呃、呃、呃、呃”地有气无力叫着。“亲戚送给孩子的衣服，贺霞不给孩子穿，只用自己的衣服包着孩子，抱在怀里。”冯保明告诉记者。

贺霞没什么奶水，家里的奶粉也剩下罐底了，冯保明刮刮罐底，给孩子冲了一杯奶。这几天，孩子几乎天天哭，还拉肚子。冯保明建议贺霞，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贺霞反问：“你有钱吗？”冯保明沉默了。

两个人在一起的两年多，贺霞找他要过两次钱，他把两个月的工资全部给了她。其他时间，他提出“做锻炼”的时候，每次要给贺霞20元钱。“就是过夫妻生活，我俩把这叫做锻炼。”冯保明说自己没钱，工资从最初的200多元，涨到现在1600元一个月，这些年的工资全部寄存在侄女婿姜简手里。

姜简承认自己至今还替冯保明保管着5万多元钱。“在认识贺霞前，他相亲被骗了两万多块。我看不下去，把钱拿来保管，他要的话随时给他。孩子出生的时候，我给了他5000块。”冯保明说，他只在相亲的时候被对方讨要了3000多块，没有两万元那么多。

沉默之后，冯保明热了两个剩菜，喝了一瓶啤酒，沉沉睡去。15日凌晨4点左右，冯保明被贺霞的哭声吵醒。“她说孩子没气了。说是孩子吃完奶，趴着睡，呼吸不过来，憋坏了。”冯保明摸了一下孩子的脸，已经凉了。

冯保明拨打了120，到医院之后又给侄女婿姜简打了电话，姜简把消息告知了在武汉做小生意的妻弟冯进。姜简搭乘最早的一班车到武汉，赶到医院，医生已经结束了抢救。冯保明告诉他，孩子已经死了。

冯进赶到医院的时候，派出所民警也在现场，不知道谁报的警，民警正在调查孩子的死因。之后，冯保明和贺霞都被带到了派出所。冯保明说，派出所民警给他了一份文件，让他签字，说民政部门会将孩子处理掉。

“医院里检查、抢救的单子我看了，没要。我让叔叔同意由民政部门负责处理孩子，要不然他要出那些抢救费，孩子拿回来怎么处理也是麻烦。”冯进说，叔叔是个可怜人，生活能力有限，加上贺霞看上去精神不正常，亲戚们都担心孩子会养不活，但又不能强行把孩子抱走，只能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她在派出所骂我，骂我不是人，说不愿意跟我过了。派出所把她送回她父母家了。”冯保明黯然地说。

环卫工的“老婆”

冯保明的“老婆”是他扫地时带回家的。2014年7月底，环卫工人冯保明快下班的时候发现路边的那个女人还在，她已经在原地徘徊了整整一下午，头发凌乱，满脸汗。冯保明把女人领回出租房。女人叫贺霞（化名），当时刚刚30岁，从100公里外的一个小县城来。她给冯保明看了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冯保明比她大16岁，从此，两人就在一起搭伴过日子。

2017年2与2日，农历正月初六。早上7点半，冯保明推着自行车出门，往他负责清扫的巷子走去，这比往常出门的时间迟了半个小时，因为贺霞这两天喊着肚子疼，他不放心。上班的路程只要十分钟左右。环卫队的文经理说，特意把这条巷子安排给冯保明，因为工作量小，离他租住的地方近。

正值春节，马路上变得和平时不一样了。大批人口返乡过节，人和车显得比平时少，城市变得空旷了；三三两两的行人，提着礼盒、烟酒，赶着去拜年；路两边的商户，门口挂的灯笼新红新红；巷子里的人家起得早，音响里放着“恭喜恭喜恭喜你”。

但这一切对冯保明来说，并没什么不同。在他十多年的环卫工生涯中，过年和平时一样，一个人从忙忙碌碌的人群穿过，走进僻静的巷子，在巷子两侧来回走动，扫走落下的枯叶、丢弃的烟头或者卫生纸，看到塑料瓶，就捡起来，屯着；下班的时候，去菜场捡些菜叶子，挂在自行车把上，哐哐哐哐地推回出租屋。

停好自行车，把巷子从头到尾扫了一遍，冯保明给贺霞打了一个电话，对方没接。贺霞最近脾气大，把手机摔得不响铃了，还删除了几乎所有联系人。干完活，冯保明赶紧往回走。

回到出租房的时候，贺霞趟在床上喊疼，电饭煲还是他出门时的样子，里边煮的粥没动过。出租房的左邻右舍，都回老家过年了，贺霞的喊叫没人能听见。“她说自己下不了床，我再晚回去一会儿她就死了。”冯保明赶紧跟队长刘林祥打了电话。几个在附近扫地的同事，先后赶到了出租屋帮忙，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我们之前来看过几回，她不见人。我们说她怀孕了，冯保明不承认。”刘林祥说，把贺霞送到医院之后，工友们到超市买了一些奶粉、尿不湿和婴儿衣服。从手环上看，孩子出生在9点48分，是个7斤6两的男孩。

“我没娶过老婆，也没生过孩子。她总是喊肚子疼，我说去医院，她不愿意。谁知道生了个儿子！”冯保明说，在产房里医生要求两人提供身份证等证件，为孩子办理出生证明，贺霞不愿意，好说歹说才从随身携带的背包掏出那份身份证复印件给医生看，还不允许医生带走。最终，孩子没能办理出生证明。

难题

伴着春节的喜庆气氛，贺霞抱着孩子回到出租房，冯保明从孩子手腕上取下的两个手环揣在怀里。知道两人生活困难，环卫队凑了两三百块钱送到出租屋，一块、五块的都有。

冯保明租住的房屋，有一张双人床和两把椅子，其中一把椅子是平时放电饭煲做饭的位置。墙角摆着一台旧彩电，墙角后边是一个狭小的卫生间，只有一个蹲坑。双人床靠墙的一边，堆放着各种衣服、棉絮。整个房间几乎容不下第三个人在里边转身。房间没有窗户，用冯保明侄子冯进的话讲，“在里边站五分钟就觉得憋气”。

孩子抱回出租屋之后，冯进提着奶粉、尿不湿去看望，还买了一辆小童车。“她不让我进屋，买的东西也不知道转手送给谁了。”在冯进看来，贺霞像一只狼，抱着孩子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包括冯保明也不可以随便抱孩子。

一位邻居大姐说，冯保明上班下班的时候遇到人有时候会打声招呼，贺霞几乎全年都在屋子里不出门，跟周围的世界无交流，只在冯保明下班走到门口，她会出来接过他手里的工具、衣服。“春节前看到过她大着肚子，我们都说她怀孕了。生的那天我回老家了，没见着。回来的时候，听说孩子已经生了。没见她抱出来过。”

冯保明的侄女婿姜简，在孩子出生之后，带着岳父从150多公里外的老家，坐汽车到武汉，找到了冯保明的出租屋。“我岳父是冯保明的亲大哥。他们兄弟四人，冯保明排老三，十几年前一个人到武汉来做环卫工。”姜简说，贺霞拒绝两人抱孩子，两人试着逗孩子笑，希望为孩子拍张照片，也被贺霞嘟囔“有病”。

冯保明说，大哥是老家村里的干部，劝说两人回老家办结婚证，然后把孩子留在老家养活，贺霞不愿意。“我一个月1600块工资，养不活三个人，想找社区办低保，社区也让我们办结婚证。”

江零社区工作人员柳萍说，曾接到其他居民反映，冯保明家里可能有人怀孕。“小冯的情况我们知道。当时担心出意外，上门劝说他们去医院检查，要么敲不开门，要么去的时候人不在家，反正就是躲着。在街上遇到小冯，问他老婆是不是怀孕了，他说没有。”

孩子出生后第二天，柳萍上班了，听说孩子已经生了，她和同事再次去出租屋。她们见到了贺霞，但几乎没能进行有效沟通。贺霞只向她们展示了那份身份证复印件。

根据复印件，柳萍找到了贺霞的父母、兄弟，并且联系到了其前夫。这些亲人和曾经的亲人在电话里说，贺霞曾经生过一个孩子，后来车祸受伤，脑子出现问题，离婚后独自流浪，家里人没办法接管。

柳萍后来又去过几次出租屋，劝两人办结婚证，以便符合申请低保政策，同时方便孩子登记户口，未来才能上学。她还劝冯保明带孩子去打预防针，以免出现不良后果。“她不愿意。结婚证也不办，医院也不去，让她回我老家她也不愿意。”冯保明说，贺霞脑子受过刺激，外人不理解她，他应该包容她。

救助

“孩子名都起好了，按照辈分起的。”冯保明说，孩子的死对他打击很大，他从原来的出租房搬到了另外的地方，离上班的那条马路有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新出租房里，一切的物品都没有归置，杂乱地占满整个地面。墙角一辆童车，堆满了空塑料瓶。

冯保明从出租房搬离之后，在社区负责流动人口管理的柳萍，将电脑里关于冯保明的资料，以及相关联系方式清空了。对于孩子的死亡，柳萍一连说了好几个“可惜”。

对于是否应该强行救助，武汉市救助管理站、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杨波称介绍，民政部门和社区如果强行介入，将孩子送到福利院或者救助中心，孩子父母可以起诉民政部门或社区，而民政部门和社区却拿不出相关法律依据。

“需要做精神鉴定，必须要获得家属甚至本人同意，在以往的实践中，经常会遇到阻力；即便鉴定结果证明贺霞有精神疾病，但具体哪种精神疾病可以判定无监护能力，相关法律只有比较笼统的规定，并无操作细则。”

2017年5月8日，武汉市人大发布公告，对颁布了17年的《武汉市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进行修改意见征集。杨波说，救助管理站也将救助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反映，希望出台具体操作标准，解决因准缺失而民政部门无法介入的困境。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邱鹭风认为，冯保明孩子之死的过程，与南京“吸毒母亲饿死两女童”事件有类似的地方。“社区和民警也多次介入、帮扶，但还是没能阻止悲剧发生。”2016年5月，南京市正式实施《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对类似的情况进行了针对性细化。

“南京标准化委员会制定了对父母监护能力的评估标准，并且形成了社工、专家团队和民政救助部门多环节协同的干预救助模式。如果评估认为需要进行精神鉴定，公安部门和民政部门会协调完成鉴定，根据鉴定结果和操作标准，法院临时撤销父母的监护权，将孩子放到安全、稳妥的成长环境中。”邱鹭风认为，各地的法律法规细则完善过程中，职能部门应该积极“有所为”。

他表示，现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和民政部在2014年出台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均对父母监护不到位的情况进行了规定。这些现有的法律框架，足以支撑民政部门、公安部门和社区尽早介入类似事件。

如今，冯保明的手机里还有一条只有一个字的短信。贺霞被送回老家之后，他不放心，拨打贺霞弟弟的电话询问，对方只回复了一个“在”字，表示贺霞已经回到父母家。贺霞的弟弟说，姐姐在家挺好，不愿意再提之前的事。

此外，冯保明床头的小破包里保存着两张照片和孩子出生时的手环，照片是他用手机给孩子拍的照片，在街头花了两块钱打印出来。照片黑黢黢的，隐约能辨别出上边有张胖乎乎的脸。这些是“老婆”和孩子留给他仅存的印记。

“孩子死了，我不怪她，她年纪小，受过刺激。”听出旁人对贺霞的责怪，冯保明有点生气，特别反对别人说贺霞精神有问题。他说，还想问一问贺霞，愿不愿意跟他过。(文中冯保明、贺霞、冯进、姜简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