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章太炎曾计划写一部《中国通史》，其所撰“别录”部分收于重订本《书》。其中涉及到魏裔介、汤斌、李光地等清初汉臣，皆以汉奸国贼面目出现。范文程、宁完我、李永芳、洪承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阮大铖、孙得功、钱谦益、祖大寿、施琅、汤斌、周培公、曹振彦等人在这部书里皆登上了清初汉奸的名人榜，如果除去前面那些明朝遗臣，可见汤斌是位列榜首的。

明亡清兴，江山易手于异族，俯首称臣以新朝为“天命人归”而顶礼膜拜者有之，如洪承畴、汤斌、施琅等。为本民族尽忠殉难死节，或藏身于残山剩水之间，拒不合作异族身遭屠戮者有之，如吕留良、朱舜水等。为了信仰，其最终结局却大不相同，其家人或鸡犬升天，或举家遭难。

汤斌（1627—1687），字孔伯，号荆岘，晚号潜庵。清初理学顺臣，河南睢州（今睢县）人。清顺治九年（1652年 南明永历六年），汤斌为了自身前途积极参与满清科举成进士，授国史院检讨。康熙十七年，清圣祖玄烨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决定举办博学宏词科，吕留良经多次举荐而不赴，应者寥寥，大批有气节的汉人坚持不与清廷合作。汤斌于康熙二十五年加授礼部尚书衔辅导太子读书，但辅导太子并不成功，最后太子遭废。二十六年改工部尚书，被劾，未一月忧惧而死。

著名时事评论家徐世平在东方网发文《重读历史：汤斌凭啥成为清朝文正第一人？》指出：“清朝谥文正，是从乾隆朝开始的。他所谥文正，以汤斌这个汉族文人为对象，似乎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只有归随大清的文人，其文才正。”“乾隆用意也是清楚的，树汤斌而达到收拢汉人的政治目的。用邹容的说法，‘人中虽贤’者，不过是‘驯静奴隶’也。汤斌死后，其墓志铭由其乡人田兰芳撰文、吴学颢篆刻，两人是平民儒者，层次和级别比较低，根本不符合御祭御葬的体例。由此可见，汤斌显然是因为政治需要而被刻意拔高的。”

汤斌死后五十年，满清兴起了史无前例的“文字狱”，汤斌被重新抬出来树立为正面典型供汉人学习效仿。

“媚于胡族” 难立“儒学之林”

清代以来，有关顺臣汤斌的评价在“文字狱”期间被官方盖棺并得以神化，甚至到现代还有台湾一个叫高阳的编了一本叫“清官册”的小说，称汤斌是“天下清官第一”，是“清官册”上第一人。于是人们就以讹传讹，有了汤斌是“清官册上第一名”的说法。实际上清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子虚乌有的“清官册”，“清官第一”之说更没有史料佐证。但汤斌为“流俗遂相扇”名气很大却是不争的事实。

清政府的博学鸿词科带有笼络和强迫汉族知识分子加入自己阵营的政治意图，参加与否就是是否支持清政府的政治试金石，所以大批有气节的汉人为了捍卫本民族的利益，抵抗外族侵略进行了最后的斗争。这时的汤斌却为了自身前途命运选择与异族合作率先应招入仕满清。这一次，张榜录取50人，汤斌考中一等第十八名，算是中等靠上，被授翰林院侍讲，从此大开了汉人高级知识分子参幕满清的先河。与一些高尚民族气节的人相比，汤斌理学中的“节”和“义”就显得缺少脊梁和没有生命力，这也和中国历代儒家所倡导的传统理学精髓差距很大。

徐枋是苏州名士，尊其父“不得入仕清朝”的遗嘱隐居至死。时任江宁巡抚的汤斌为了故作风雅，三至其门而均为其拒见，这也反证出这些臣服于异族的汉官顺臣即使官位再高也与中国传统文人是不相容的。

汤斌以汉人知识分子身份率先入仕满清并大力推行清政府的抑汉文化政策，禁坊间出版物。学者称其“以伪行宋学”，而“配享仲尼”，从此“伪学之风昌”，是“伪道学”。章太炎说“自汤斌、二魏、熊赐履、张伯行之徒，…诚谓媚于胡族，得登腆仕者，不足与于理学之林也。”（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至于华歆、谯周、汤斌、郑孝胥之流，虽耳闻圣人之教，口诵圣贤之书，而终为名教之罪人。”

“斌既有吏才，而知取与之术，欲托方闻大儒以自华。闻孙奇逢讲学夏峰，往从受业十年。又尝与黄宗羲问对，则曰："黄先生论学，如大禹导山水，脉络分明，吾党之斗杓也。"然本意欲以此养高，出而缘饰吏事．故终身无自得。特工为剽取，调和朱陆间以自文。而流俗遂相扇为大儒，稍稍忘其拒义师战功矣。”（《章太炎全集·别录乙》）

学者指出：汤斌、魏象枢、魏裔介等虽强称宋学名家，但对宋学并无什系统研究，仅以朱学仰承清朝朝廷意旨，以达通显贵装点门面而已。若就汤斌学问价值本身和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与清初黄宗羲和顾炎武等大家不能作同日语。

学者李晋华指出汤斌任明史总裁官时曾抄袭史学家方向瑛所撰明史稿，“如方象瑛所撰稿多与汤斌所撰者相同，因汤斌为总裁，可能删改方稿入之自己的潜庵史稿中。”（李晋华《纂修考》、刘节《中国史学史稿》）。同时就现存《明史》看汤斌所编《天文志》晦涩难懂，就史书的要求和体例而言不算成功。

清末民初，汤斌所服侍的清王朝成为历史，一些历史学者对汤斌的政治生涯进行了回归本源的评判。刘师培称其“鬻道于虏，炫宠弋荣”、“服官异族，大节已亏”，是“伪道学”，使这些以道学之名博取显宦名位的伎俩曝露于阳光之下。革命家邹容更称其为“驯静奴隶”。（《革命军》）汉学巨擘章炳麟（章太炎）从民族大视野出发，指出“陆陇其、汤斌等隶事两朝，为士林所不齿。”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讲道：“汤斌、杨名时、陆陇其辈，江郑堂《宋学渊源记》所不收，其意良是。何者？炎黄之胄，服官异族，大节已亏，尚得以理称哉？”

清史档案中也留下满清皇帝对汤斌言行不一的多次痛批。康熙帝说汤斌、李光地是伪道学，说其“以帝王之好恶为瞻而变易其说”，指斥“汉人行径殊为可耻”（《康熙起居注》）。说汤斌“并不能践其书中之言”。(1989年版《辞海》）“昔江苏巡抚汤斌、好辑书刊刻，其书朕俱见之。当其任巡抚时，未尝能行一事，止奏毁五圣祠乃彼风采耳，此外竟不能践其书中之言也。”（《康熙朝实录》）康熙帝把汤斌归入伪道学，说汤斌“使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岂有在人主之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者乎？”（《圣祖实录》卷一六三）康熙继续批评道：“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熊赐履所作《日讲四书解义》甚佳，汤斌又谓不然。以此观之，汉人行径殊为可耻。”(中华书局版《康熙起居注》)，汤斌这段话已将汤斌虚伪妒贤的小人心态暴露无遗。

朱维铮：“作为康熙提倡的‘真理学’后的头一个表率，汤斌做官是小心的。……他学问虽低劣，却极善于揣摩君心，在向皇帝辞行时便说自己的长处唯在‘平生不敢自欺’。他看准比自己小两纪多的皇帝想追步汉武帝、明成祖，便自甘扮演当代的公孙弘、解缙。……等到皇帝发觉他也会欺骗，那已在他死后。”

捕杀抗清英雄 甘当“驯静奴隶”

汤斌对于清朝的效忠，并不止于文化事业。他在入仕之初，就捕杀南明抗清英雄李玉庭。李玉庭是明末清初在赣南坚持抗清的民族英雄。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一些仁人志士所燃起的抗清烽火此起彼伏。民族英雄郑成功、张煌言等海上志士联军围困江宁（南京），李玉庭与之遥相呼应。不久，汤斌查获了郑成功派来与李玉庭联络的使者，招降后将其残忍杀害，又请满清移重兵围捕李玉庭，李玉庭被捕获后誓死不降，被满清当局凌迟处死，死事甚为惨烈，而汤斌籍此染红了自己的顶戴。

学者章太炎曾计划写一部《中国通史》，其所撰“别录”部分收于重订本《书》。其中涉及到魏裔介、汤斌、李光地等清初汉臣，皆以汉奸国贼面目出现。范文程、宁完我、李永芳、洪承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阮大铖、孙得功、钱谦益、祖大寿、施琅、汤斌、周培公、曹振彦等人在这部书里皆登上了清初汉奸的名人榜，如果除去前面那些明朝遗臣，可见汤斌是位列榜首的。

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幸获得机会得以洗白的汉奸少之又少，满清早期的汤斌就属于其中一位。毕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来日伪时期也曾经有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这样一批背景十分复杂的人企图以他们自以为是的标准“曲线救国”，但皆命途多舛。因其所投效的东虏倭政因为现代世界格局美、英等大国力量的介入而早夭，没能像满清那样经过杀戮、胜利、再杀戮和“文字狱”、被同化这一过程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些人被定位为汉奸而身败名裂。而满清政权却依靠同舟共济的汉人平息了三藩之乱及南明义师，政权得以延续二百多年，投降和入仕满清的汉人臣子得以封妻荫子。同是汉臣服侍异族，结局却大殊。　　

一个人面对江山变色，最后选择和外来政权合作，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或出于谋夺权位，比如汪精卫；或在国内斗争中受了极大的侮辱和挫折，如吴三桂；或为了谋求工作获得一个富贵或者出人头地的机会，如汤斌等。汤斌一反当时大多数汉人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对于和清庭合作变现的异乎寻常的积极和主动。汤斌不同于抗战时期汉奸的地方是他最终有机会穿上破旧官服来表现他的清廉和能干为自己正名。

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学者张鸣教授在《五光十色说历史》一书中对满清一朝的奴才官场有一段十分生动的揭示，其中就点名对“顺民”汤斌进行过讽刺：“清朝皇帝提倡理学，为的就是让臣子安分守己，老实效忠。康乾年间的理学家，个个都是规规矩矩装孙子的宝贝。说他们虚伪是可以的，像汤斌那样，位极人臣，总是穿补丁裤子在人前晃来晃去。但说他们会有什么悖逆犯上的言论，打死他们都不敢，做梦都不敢。”

汤斌为官为人缺少骨气、正义和原则，他一生保守恭谨，唯唯诺诺明哲保身，对关乎民生利益满人大肆圈地的恶行从来不敢站出来多说半句话，这一点他的表现还远远不如被后人称为奸臣的明珠。

清兴“文字狱” 死后被无限拔高

汤斌在稳定大清王朝的统治上功不可没，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文化统治。汤斌绝对臣服满清统治者，处处以朝廷意念为重，以焚毁所谓“淫秽小说”的名义进行对文化出版物的清洗，所编修的《明史稿》也能迎合清朝统治者的口味。

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皇帝为了强化血腥“文字狱”的打压成果，将去世46年后的汤斌树立为汉臣榜样进行大肆表彰并入祀贤良祠，其目的就是让汉人知识分子都来效法汤斌。终清一代，入祀贤良祠者计175名，大部分为有功绩的满人勋戚和部分汉人，入祀者大多享有崇高加衔。相比之下，汤斌是级别比较低的。虽然位列尚书，但当时尚书有满、汉两员，汤斌作为主管土木工程的工部尚书也只是相当于一个工部副职而已。

乾隆元年(1736)，汤斌已经死亡50年，又再上一层楼，被乾隆皇帝追谥“文正”，其溢美拔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清朝谥文正，从乾隆朝始。他所谥文正，以汤斌这个效忠到极致的汉族文人为对象，意思再明白不过，就是只有归随我大清的文人，其文才“正”。否则，像吕留良一样，其文就不“正”，就是歪的，就要被杀头戮尸，抄家灭门。以此循例，满清谥文正者，均为驯服的汉人。

其时，满清“文字狱”酷烈，雍正为强化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制造了大量的文字冤案。比如著名的“吕留良案”，吕死后多年竟然被开棺戮尸，家族男丁被戮，所遗妇女儿童发配满人权贵为婢为奴。吕留良是与汤斌同时代名气更大的著名理学家，与汤斌不同的是吕留良不“为五斗米折腰”，他忠于自己的民族和故国，主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

首都师范大学徐建顺教授在评述清朝“文字狱”事件时指出：“清朝杀掉了儒士中的精英，把那些最杰出、最智慧、最有道统传承、最有骨气抗争的人，几乎都杀掉了。剩下的，已不足论。然后拉拢庸者弱者糊涂者，树奴才典范，诡称此为士范师范人范世范。”

政治上难有作为 穿破旧官服上演清官秀

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学者张鸣教授指出：“清朝的文字狱很猛，士大夫即使特别有写作的爱好，也得三缄其口。那些对名声有特别偏好的人，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自我表现。东汉的士人，是争着做孝子，而清代的士人，则喜欢做理学家。其中，做自薄自刻的清官，就是表现的一种。只是汤斌的禁欲行为，虽然很像海瑞，但海瑞可以抬着棺材上书骂皇帝，汤斌却不敢。刻薄自己行，刻薄皇帝，他们连想都不敢想。康熙朝，最害民的弊政，就是满人圈地，从未见汤斌对此说过一句话。这样的清官，其实只是顺臣。”

汤斌的生活清苦，清史说他死时家里仅剩下八两俸银，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汤斌死后，葬在今河南省宁陵县黄岗乡己吾城村村南，至今坟丘尚存。而位于睢县城内解放路西段的汤斌祠，实际上是汤斌为其母亲兴建的祠堂，该祠堂殿房规模宏大，由此观汤斌的经济状况与所谓穷得“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的说法有不小出入，或史实另有端倪，兹存疑待考。

“斌故善饰俭（善于饰演清官），及在官，惟枲帐一，采野荠和豆羹而食之；闻子市鸡，怒棰其仆。虽公孙弘御布被脱粟饭，不能绝也；亦以此为佞臣明珠、王鸿绪所中，卒皆无恙。……故所在有声，此其所长也。”

由于满清长期秉持抑汉排汉的高压政策，清代汉官在政治上难有作为，只好将“清官秀”表演到极致，无限地刻苦自己，从而为自己争取政治上的生存空间。

有些细节和手法反复被古今“清官”拿出来表演确实是屡见不鲜的事实。巨贪胡长青提得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清正廉明”，在位期间每次回老家都不带随从，坐普通桑塔纳轿车，既不抽烟又不喝酒。每次到乡下，他专到地上满是鸡屎的农户家里去喝茶，他抱起满身泥土的孩子去亲脸，感动得村民们热泪盈眶，连呼“清官”。而实际上他在担任江西省副省长期间，平均每月受贿33万元，每天收受的贿赂相当于江西省5个农民一年的收入！

被称为“廉政局长”的武汉市建设局局长明九斤身上更是有着众多的“廉政轶事”：明局长穿的袜子补了又补仍有窟窿；明局长的弟弟、妹妹都是没有工作的下岗人员，弟弟拉人力三轮车，妹妹帮人守摊。但最后却因受贿罪被判刑十年。

南川市五交化公司经理金荣中是个贪官，可他用的旧手机却有多处残破，用胶布包了一层又一层。金荣中和他的妻儿们常拣亲戚朋友的旧衣服来穿，他最“体面”的一件皮衣，竟然是其姐夫不要后送给他的！

这些现代“清官”“如果不是后来的东窗事发谁又能说这些人不是大“清官”呢，这些人“作秀”的手法相信也并不逊色于满清官员。《宰相刘罗锅》中一些贪官故意穿着破旧的官服，还让大小官员都穿破旧官服，并以官服破旧程度来定其前程。这个情节虽然是戏说，但清代官员上演“清官秀”的作伪之盛，却是有据可考，为中国历朝所罕见。

从清代长达近三百年的统治史看，服务于清朝统治者的臣子与统治者的关系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君”与“臣”的关系，唯唯诺诺，更象是“奴才”和“主子”的关系，就连满、汉官员的比例和权重配置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悬殊得惊人。

吃糠咽菜和穿破旧官服的俭约固然不是什么坏事，但这并不是清官的充分标准。不惜丢官罢职甚至廷杖杀头地去为民请命，刚正不阿直谏龙颜则更是一个好官所必备的品质，因为后者更不容易做到，为公益和民利而去犯险无疑会把一个好官的心迹表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