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新片《钢琴师》(The Pianist)改编自瓦迪斯瓦夫斯皮尔曼(Wladyslaw Szpilman)的回忆录。

战后不久，斯皮尔曼的回忆录出版，和其他类似的书一样，给人留下了对大屠杀深刻矛盾的印象，关于生存的描述，既具有代表性，又很反常;他们立刻记录下了这一切，但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历史灾难，而且没有故意撒谎或不准确，歪曲了这一切。

原因再简单不过了，纳粹种族灭绝的大多数预定受害者没有幸存下来;在1940年代的欧洲，典型的犹太人经历是死亡，一种主要的流派允许后人进入这一时期，因此不可避免地呈现了一幅不具代表性的画面。

我们很自然地认同这些书中的主人公，以及电影和戏剧中以他们为原型的人物，所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幸运的，即使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还安慰自己，徒劳地相信，如果我们在那里，我们就会勇敢地反抗纳粹，冒着自己的安危去帮助他们的受害者。

如果不以奇迹才有的那种不安的多愁善感来对待它，生存——无论是通过愚蠢的运气、韧性、陌生人的善意，还是这些因素的某种组合——往往会被人们以一种深深的、痛苦的荒谬感来看待。

1939年9月德国人抵达克拉科夫时，史标曼还是个犹太孩子，他以一种阴郁、尖刻的幽默，以及一种既愤世嫉俗又充满同情的冷酷客观，呈现了史标曼的故事。当死亡被如此系统地、如此反复地分配时，生存就成了一种笑话。

在影片的结尾，由艾德里安•布洛迪(Adrien Brody)饰演的史标曼(Szpilman)变得像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笔下那种憔悴的存在主义小丑，拿着一罐泡菜，步履蹒跚地穿过一片荒芜、被炸毁的土地，他就像是宇宙间一个难以理解的残酷笑话的活生生的笑料。

也许是由于他自己的经历，史标曼先生以一种冷静、激烈的权威来处理这些材料，这无疑是史标曼多年来所做的最好的作品(不幸的是，这并没有说太多)，也是为数不多的关于纳粹统治下犹太人的生死的非纪实电影之一(说了很多)。

然而，矛盾的是，这是通过实现谦逊的、深思熟虑的意图来讲述一个人的故事，来重建一组特定的、有限的事件来实现的，(罗纳德·哈伍德[Ronald Harwood]的剧本确实对斯皮尔曼的描述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动，但从电影叙事的要求来看，这些改动似乎是合理的。)

制作一部全面的影片——足以展现大屠杀的单一奇观——的雄心最终击败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令人钦佩、严肃的《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史标曼展现了一段狭隘的、不完整的历史，他的这部电影比斯皮尔伯格的更干，也更能引起共鸣。

史标曼的标志之一或许可以被称为(继续增加矛盾)人道的虐待狂，他一直着迷于发生了什么弱,普通人——米亚·法罗在《罗斯玛丽的婴儿》,“例如,或者杰克·尼科尔森在“唐人街”——当他们被邪恶势力侵入比他们更强大,他惩罚他的演员,剥去他们的虚荣心让他们展示人类在胁迫下的脸。

布罗迪最吸引人的特征之一——从当时的《山中之王》(King of the Hill)，到《餐馆》(Restaurant)、《山姆的夏天》(Summer of Sam)和《面包与玫瑰》(Bread and Roses)等各种各样、不为人知的影片——就是他机智、近乎聪明的自大。

在《钢琴师》(the Pianist)的第一部分中，他的史标曼(Szpilman)有着自鸣得意的花花公子步态，以及将魅力和好运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男人那种沾沾自喜的微笑，当他在广播演播室弹钢琴时，一声爆炸震动了大楼，他蹲下身子，擦去袖子上的灰泥，继续玩。

后来，史标曼拒绝让德国入侵引发的广泛恐慌，去干涉更紧迫的事情，比如勾引一个名叫多洛塔(艾米莉亚福克斯[Emilia Fox]饰)的年轻女明星。

历史上，占领者德国人和史标曼先生一起密谋抹去他脸上的笑容，纳粹占领之后，史标曼一家被剥夺了财产、尊严(弗兰克·芬利(Frank Finlay)饰演的年迈的父亲，因为胆敢使用人行道而被一名德国士兵殴打)和他们的家，紧接着是一段迅速、残酷的侵犯和羞辱历史。

与华沙的其他犹太人一起，他们被赶进了犹太区，这是一群被俘虏的劳动力，不断受到疾病、饥饿和施虐者随意施暴的折磨。

史标曼先生40年来第一次在波兰(也在布拉格)工作，他以谨慎和清醒的态度重建了贫民区的生活面貌和节奏，你能感受到居民们的恐惧和困惑，你也能观察到他们本能地、徒劳地试图控制局面——在地下流通报纸，通过墙壁走私违禁品，并悄悄为抵抗武装自己。

生存本能表现为一种奇怪的、麻木的状态，既蔑视又顺从，史标曼对死亡的逃避包含了一种奇怪的勇气、被动和傲慢的结合，他是家里唯一一个没有被送往灭绝营的人，后来他成功地逃离了贫民窟。

在1943年的犹太区起义中，他被锁在该市非犹太人聚居区的一间安全公寓里，无助地看着游击队开始对德国占领者进行英勇的、注定要失败的抵抗，从这一刻起，今天在纽约和洛杉矶上映的《钢琴师》(The Pianist)就变成了幽闭恐怖症和超现实绝望的力作。

他既不是一个特别英勇的人，也不是一个完全有同情心的人，到最后，他几乎变成了动物的状态——生病、憔悴和恐惧，然而，影片的高潮部分提供了所有矛盾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文明的冲动如何在无与伦比的野蛮中生存下来。

那年的春天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在戛纳(,赢得金棕榈奖),我认为史标曼的遭遇,在战争的最后一天,与一个酷爱音乐的纳粹军官(托马斯·Kretschmann)追求情感通过将艺术的爱与道德尊严,一个方程纳粹自己,沉浸在贝多芬、瓦格纳、完全驳倒。

但再看第二遍，这一幕，配上肖邦那迷人而悲伤的音乐，是对上个世纪欧洲灾难的一种痛苦而荒谬的证明。

史标曼可能是一个可怕的笑话的笑柄，但最后的笑声——恰当地说，是他面无表情地笑出来的，“当这一切结束时，你会做什么?”警官问道。“我会在波兰电台弹钢琴，”史标曼回答说。这正是他两年前去世前所做的事情。

《钢琴师》被评为R级(17岁以下需要父母或成人监护人陪同)。它有很多极端暴力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