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志愿是当足球员“要做，做球星。”

儿子小学时立志做足球运动员，这是我给他定下的目标。

话显得势利，就如对一个只求平平淡淡做演员的艺人说“要做，做明星”。

做明星讲求条件，主观条件是样貌、演技、观众缘，但具备这些条件不代表就能成为明星，不过是可能性较高，最重要的是努力和有幸运之神眷顾，因此有样子不太标致、不太帅气的男女，可以成为明星。

在香港，足球经过1950—1980年的黄金时代后，球迷都从本地足球移情看英超，入场观看本地球赛的球迷日渐减少，本地球会大多出现亏蚀，老板不肯再投资，打造本地球星的能力呈负数。香港球星是个不切实际的虚词，球员退役后无以为继，被迫转行去做低技术工种，“球星”尚且如此，球员就更不堪了。不像外国球星如大卫·贝克汉姆，拥有庞大财富，退役后利用球星光环从商，生活无忧。

定下一个不可能的目标，是具鼓励性地说“不”。

不鼓励儿子当职业足球员，但鼓励他做运动，锻炼体育精神，不惧怕向高难度挑战，堂堂正正比赛，用实力取胜，逆境也不放弃，跌倒爬起来继续向终点冲，输要输得有尊严，将体育精神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人会充满正能量。

现实环境中做不了球星，却可做任何界别的星。星代表耀目，表现出色，发光发热，鹤立鸡群，脱颖而出。达到星级要付出很大努力，意志坚定，不问回报捱苦，能够承担失败，可以驾驭胜利，接受技不如人的现实，从而激发自己进步，发挥潜能，才成真正的“星”。

家父因战乱，没念过几年书，他给我的座右铭是：扫地也要是扫得最干净、最出色的一个，即是要做“星”。

家父的理论基础是，扫地出色，会得到赏识，有机会晋升组长，然后升主任，再跃升经理，甚至自己开清洁公司。这番家父也忘记的教诲，对我影响深远，潜意识催眠了我，由第一天上班做见习记者便跟自己说：“我要做采访主任，我要做总编辑，我要做老板。”

见习一年，晋升做采访主任，三年后做了总编辑，两年后自资创业办了一份周刊，有如跑步，向着终点冲刺。家父的话早已融入我血液中，在工作上尽力做好，订立目标，投入拼搏，能连续六年，每星期工作七天，没放过一天假，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每星期跑四五个专访，写一万多字，不觉苦，不感压力，相信是因为长期运动的关系。

我没拥有运动家的体型，却热爱运动。小学时期，已跟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自组篮球队，起名“Milky Ways（银河）”，我是搞手兼任队长，自撰会规，每逢假日便返校练球，由早上八时至下午三四时，再一起到街头熟食档，吃碗面补充体力便回家。

我入读的中学是香港少有的运动设备齐全的学校，校内有个奢侈的二百米的跑道，篮球场、足球场、体操室、舞蹈室一应俱全。初中时我已被选为篮球、体操和田径校队队员，每天下午三时放学后，留在学校接受不同的训练，代表学校出战校际赛，拿过不少奖牌。

我属于运动场多过课室，家母恐我花太多时间在运动上，一度想跟校长投诉，幸而我在中四那年，凭着学校运动会上取得全场女子组总冠军，赢得运动奖学金，可免交每个月110港元的学费，家母觉得运动能帮补家中GDP，才准我继续参加校队。

每当工作不顺，遇到重重困难时，我就会想起练习110米跨栏的情景。开始时跑“七步栏”，教练觉得速度上进步缓慢，要我改跑“五步栏”，我没有质疑，没有不满，缠绕脑袋的是怎样将“五步栏”练好，专注集中。初期未习惯改步履，失平衡跌了一跤，力道重得连运动裤双膝位置都擦破，穿成两个小洞洞，血流如注，急急止了血，训练没停下来，毫无怨言，也不觉痛楚，比赛在即，无暇想太多，目标为本。苦练了几个月上阵，在运动会上得了冠军。

几年的严格训练，不知不觉培养了严守纪律的性格，相信写专栏超过30年从未开过天窗，亦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