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之咎，以彰其慢。”

这说明，诸葛亮非常看重费祎，并委以重任。

事实的确如此，费祎是蜀国的重要人物。这个重要人物，有个众所周知的嗜好喝酒。但他自制力极强，从不因喝酒而误事。

但蜀汉延熙十六年元旦这天，正逢过年，官员众多，费祎怎能不多喝几杯。此时的费祎，早已不是侍郎，而是蜀国大宰相。官员们自然逢迎，频频敬酒。费祎挺高兴，孟浪饮酒，很快便酩酊大醉。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官员又过来敬酒。

“我已喝太多，你这杯……”费祎话音未落，敬酒的官员突然扔了酒杯，打袖子里掏出一柄锋利的匕首，直刺费祎胸膛。

费祎此时已醉得头昏脑涨，根本来不及反应，匕首“噗”地刺胸而入，旋即拔出，典型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速度之迅猛，以至于费祎都没喊出声就咽了气。

在场的官员全都傻了眼，国宴席间，突发血案，并且被害人是宰相。

这个行刺的官员是谁？他为何如此亡命，选择这一时机行刺国家首脑？这无疑也是一次自杀性袭击。如此明目张胆地刺杀，虽然出其不意顺利得手，但自己还能活吗？

费祎被刺是蜀国政坛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蜀国自诸葛亮死后所采取的防御性国家战略再起了大变动，蜀国鹰派势力的抬头。这件事单从《费祎传》来看，只是一次偶发事件。但是如果和其他史料联系到一起，这起被刺事件就不那么简单了。

刺杀费文伟的那个郭循，其实是个有来头的人。姜维在进攻西平的时候，将任魏中郎的郭循捉获，后来就把他吸收进了蜀汉的阵营。而且官位做到左将军！要知道，这可是马超、吴懿、向郎曾经做过的位置，足见蜀国对其殊遇之重，不亚于对待夏侯霸。

但是这个人身在蜀营身在魏，资治通鉴卷七十五载：“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足见此人用心良苦，先以恭顺态度取得蜀国的信任，然后再企图刺杀刘禅。最后虽然刘禅没杀掉，总算也拼着性命干掉了蜀国的一名大员。最后连魏国都感动不已，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使其子袭爵。

郭循的费祎刺杀行动，无论时间、地点还是出手的时机，都拿捏的非常准确。很明显并非是心血来潮之举，而是经过了周密策划的。无论如何，这都并非是一起偶然事件。在这其中，有一个人非常值得怀疑，那就是姜维。

姜维与费祎的不和是众所周知的，前者是主伐伐魏的鹰派，而后者则是坚持保守战略的鸽派。在费祎当政期间，“（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可以说姜维被费祎压制的很惨。费祎死后，能够获得最大政治利益的，就是姜维。事实上也是如此，陈寿在三国志姜维传里很有深意地如此记录道：“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短短一行字，姜维迫不及待的欣喜心情昭然若是，路人皆知。

换句话说，费祎的死，姜维是有着充分的动机。

《姜维传》裴注里有载：傅子曰：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脩布衣之业。就是说姜维这个人，对功名很执著，而且不象《三国演义》里一样是个楞青头，反而很有城府，好“阴养死士”。至于偷着搜罗这些死士是做什么用的，就不好说了。再回过头来仔细研究郭循的履历我们会发现。最初将他带进蜀中的人，恰好正是姜维，而郭循的所做所为，也完全符合死士的行为模式：他在众目暌睽的岁初大会上刺杀了费文伟，摆明了他自己就是拼个同归于尽，不想活着回去。这两条证据合在一起推测，再加上动机的充分性，结论就不难得出。

综合上述种种迹象不难发现，整个刺杀事件的形成是这样：最初是姜维拿获了魏中郎将郭循，并收罗了他做为自己的死士。而郭循出于自己的想法（刺杀汉主），也答应与姜维合作，于是两个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达成了协议。郭循一面表面上表示恭顺，并得到了左将军的高位与高层的信任，一面暗中伺机刺杀汉主（这个想法姜维也许并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未必会认真去阻止）。当他发现机会实在太少的时候，就把目标转向了“信新附太过”的政界一把手费文伟，而这正是姜维的初衷。结果岁末大会上，他们两个人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

虽然缺乏最直接的证据证明姜维与这起刺杀事件有什么牵连，历史资料也只给出了残缺不全的几个点，但从动机、能力、条件和其一贯作风中仍旧可以推测的出姜维与费祎之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