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封建时代的官员如果不擅长揣摩，别说是可持续发展，在官场上恐怕连基本的生存都是问题，这条规则放在哪个时代都占据了主流。

俗话说“当官的不干活，干活的不当官”，明清各个衙门不分大小，官员做的就是耍嘴皮子，那些真正干事的人则称之为胥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基层公务员，清代各省衙门，总有一位刑名师爷，一位钱谷师爷，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

由于官员们都是书呆子且大多忙于官场的勾心斗角，因此地方政事实际上是操纵在这帮胥吏的手里，名虽辅助官员，其实是代官而治。

明清官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绍兴胥吏帮的兴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绍兴师爷。在那个时代的基层公务员地位并不高，不仅没有现在的地位，更确切的说还要低人一等，按照大清律法，胥吏不得考进士，而衙役（类似现在的警察）连参加科举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这些基层的公务员尽可能的把权力玩弄到极限，以此来赚取各种好处，但是在心理定位上真是把自己当成了人民的公仆。

第一：绍兴文风炽盛，人才辈出。自大禹治水，勾践卧薪尝胆之后，绍兴“俗尚风流而多翰墨之士”，文风大盛。正是这种文风，使绍兴名人辈出。以进士为例，今绍兴市境内，就多达2238名之多。绍兴师爷正是在这种炽盛文风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无疑是绍兴成千上万“名士”的优秀代表。

第二：绍兴古称鱼米之乡，但是中原汉族的三次南迁让耕地承受重负，人口不断增长，人地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到了清代，绍兴的人口密度竟达每平方公里579.55人，居全国人口密度的第三位。为了生计人们将谋生的视野转向了土地之外，为人做幕僚开始兴起。

第三：科举制度的影响，绍兴人崇尚读书，追求功名。同样一个举人在绍兴就要难考的多。即便考中由于官职有限，不少中进士、举人者不得不做“后备干部”，先为人作幕，再等待机遇。更有大量的读书人因过不了科举这座“独木桥”，而另辟其他的求生求名之道，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作幕、经商。

第四：是亲缘认同，形成“声气”。绍兴人特别讲究包括乡缘、血缘、师缘在内的亲缘关系。所以在师爷这个圈里，绍兴人占据了主流。

由于有志气的读书人不屑于做这行，加上胥吏又是一门技术活，于是更多的父子兄弟之间传承，时间一久，就逐渐被绍兴人垄断了，这些基层公务员也因为竞争不激烈而带上了世袭的性质，衙门变成了某些人的专有领地。

所以古人也有“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说法，在明清即使你官做的再大，权力再高，你的子女想当一名有前途的官，也得老老实实的走科举这条路，绝对没有双轨制。从这方面讲，科举制还是很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