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年（1894年），这一年是慈禧的六十大寿。按照中国的传统，逢旬寿时，即满十年的生日，往往比较隆重，尤其六十岁更具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传统文化中，六十是一轮花甲，祝寿的规模超过以往，也属于情理之中。

康熙和乾隆的六旬整寿都曾举办过规模浩大的“万寿庆典”活动，慈禧作为大清掌权时间仅此于康熙乾隆的统治者，办一次盛大隆重的六十庆典，并不算过分。可问题是正值国力衰微，内忧外患之时，如此摆谱显然是受到了质疑。

关于慈禧万寿节的经费来源后人认为主要有几个途径，其一，修建关东铁路的二百万两；其二，北洋舰队的军费；其三；各地官员的孝敬；其四；外国银行的贷款。

其实，慈禧这次是做了回冤大头。真正热衷于办一个奢侈生日、建一个奢华行宫的，是另有其人。

这个人就是光绪的亲爹醇亲王奕譞。主流观点认为，他为了迎合慈禧，不惜拿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令北洋舰队成了“房奴”。

这一指控源自《翁同龢日记》，庆亲王与醇亲王见面，“深谈时局”，醇亲王请庆亲王转告翁同龢等，在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问题上，要“谅其苦衷”，他的目的就是“以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

严肃的史学论证认为，此“渤海”并非北洋舰队活跃的渤海区域，而与下句中的“滦阳”一样，指代的是塞上行宫“白海”，其意思也就是让慈禧就近在京郊附近修园林，而不是如同祖宗们那样跑到更为遥远的塞上去建行宫。

更为关键的是，为北洋舰队预留的经费，是根据收支平衡的基础做出的国家预算，众目睽睽之下，根本没有截留的余地。为修建颐和园筹集的260万两白银，虽然名为“海军军费”，却并非来自财政拨款，而是各省督抚们的私人“报效”。

醇亲王同时监管颐和园工程和海军建设，就将这笔款子以北洋的名义存入天津的外资银行生息。取名“海军军费”，为的就是减少舆论对朝廷的可能压力，却没想到适得其反。

而这些舆论的源头，来自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如同他们以武则天小说形象为蓝本虚构慈禧私生活一样。梁启超晚年也承认当年文字均为政治宣传所用，不可作为正确历史来对待。

光绪皇帝的老师、主管大清国钱袋子（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更是令慈禧背上大黑锅的幕后“黑手”。

作为后世主流史家眼中的大忠臣，翁同龢实际上绝非一般人。在修建颐和园以及为太后祝寿的策划中，翁老师都是积极的倡言者及推动者，目的与醇亲王一样，想尽早结束太后与皇帝之间的“传、帮、带”，让慈禧早日退居二线。关东铁路建设乃至北洋舰队的建设，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种微妙的关系。

除此之外，翁同龢和李鸿章之间的个人恩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曾为安徽巡抚，太平天国动乱时曾弃城逃跑，曾国藩允许其戴罪立功，而翁同书的内部却又发生兵变，导致城池再度失守。

在曾国藩的严厉弹劾之下，翁同书被判“斩监侯”。翁父此时担任同治皇帝师傅，情急而亡。而曾国藩的弹劾奏折就是李鸿章的手笔，因此翁家和曾、李结怨甚深。

甲午战前十多年，日本侵略琉球和台湾，李鸿章向朝廷发出了警报，应将日本作为中国国防的主要防御对象。但翁同龢为了政治的需要，死死捂住钱袋子。

1891年（光绪十七年）4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有银子解部充饷”。这导致了北洋海军多年未进行军备更新，但在中日危机中，翁同龢又逼着李鸿章与日本决战，而挤压有希望的外交斡旋。

翁同龢的学生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回忆说，翁同龢曾亲口告诉他，无论战争胜败，都会给自己足够的理由整治李鸿章。

恭亲王在1898年临终前，直白告诫光绪皇帝，翁同龢其实是国家的罪人，“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恭亲王死后，翁同龢被免去一切职务，逐回原籍。

都说慈禧的大寿，让战略通道关东铁路被废弛，北洋舰队发展受阻，最后导致甲午战败。这其实很难把责任归咎在某个人头上，慈禧太后也无非是做了一回“冤大头”而已，如同历史上无数替罪羊一样，其功能无非是让其他本该共同承担的责任的人更心安理得。

如此一来，慈禧和李鸿章便站在了舞台前，遭受后人的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