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顺治二年，满族的军队已经推进到了曾经的大明帝国经济最为富庶的长江流域。昔日川流不息的苏杭车马即将成为历史更迭下的焦炭，整个长江流域也即将沦为中国历史上才最惨烈的屠杀炼狱之一。

皇帝福临只有九岁，完全在他的叔父多尔衮的摄政之下。虽然多尔衮对于如何驾驭中原之上的汉人颇有所识，但是在对于满族政权为使汉人无条件臣服而颁布的“削发令”面前决不妥协。

1912年，民国元年，革命党人推翻了两百多年的满清政府。巧合的是，民国政府的建立之地恰好是当年汉族人民遭到满清大屠杀的长江流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同样如火如荼地向全国颁布了一道“一律剪除净尽，有不尊者以违法论”的政策命令。

几缕头发、一根发辫，几百年间一前一后在政府首脑的带领下竟然掀起了类乎的举国大波。历史的轮回又在重复着自身无限循环的特质属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人类的精神与意志却在令历史规律所意想不到的找到了逃脱了枷锁的途径，或许这就是时代进步的胜利。

1644年清军入关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为巩固满洲人对中国的统治，为了摧毁汉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颁布“剃发令”

自十三世纪以后，中华大地再也没有复现过类似于南北朝和五代十国那样的割据政权并存的局面。

同样，王朝的更迭没有了宫廷政变、禁军的造反，有的是靠大规模征战的征服方式建立起来的中央政权，从形式上来说都是通过军事手段强加到百身上的。但清王朝特殊的是，它的历史轮回就如同走在它之前的蒙古人一样，征服者的异质文化使得王朝的更迭进程变得异常的复杂与艰难。

在满清统治阶级南下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各地以抵制削发令为要旨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抵抗运动。尤其在经济富庶、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人们将他们继续效忠已经濒临灭亡的大明政权的决心和抵制剃光前额以捍卫自身汉文化尊严的决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发式问题成为汉人面对满人的绝望抵抗中一根团结的救命稻草，使得满人对于南下的征服过程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更迭都要血腥数倍。

专制主义封建社会的运行基础是起自商周时代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是封建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的统治工具，与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一起，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对人的精神和日常行为进行一系列的社会规范，具有道德的束缚力和隐性法律意志力的作用。

从秦汉到宋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几乎都是由汉人或是由与汉民族亲密融合的少数民族贵族精英集团建立的，因此由历史和时间的积淀下形成了以汉民族主导的儒家文化下的文化普世价值观。

这种文化在封建礼乐制度的框架内以汉民族的向外的包容性为继承，从而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民族融合而不以朝代的更迭、时代的变迁为转移。

身为一个即将统治庞大帝国的少数民族，满清征服者不仅仅要从普世主义更要从种族主义来表现出种族高人一等的优越性。

前额削发脑后留辫是满清征服者的礼之基础，而汉人的礼之传统是以精心蓄留的长发。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民族的差异恰恰是贯穿于一个王朝对另一个王朝的更迭之中，一个统治阶级民族对另一个统治阶级民族的身份的变换之中，这就不仅仅关系到民族的习俗差别问题更关系到满清征服者自身对于汉民族的是否拥有统治阶级正统性的问题。

削发与不削发，直接上升到体现一个人对于传统（前朝）礼乐制度——前朝政治的忠诚与否，而重塑礼乐制度就是维护征服者精英本层统治地位的最好方法。

周灭商后，西周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支撑周朝天下的有四大制度：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礼乐制。

除去政治趋向上的象征，同样是在旧体制下，“发肤受之父母，不敢予以损伤”的传统理论使得人们对于削发不仅仅只拘泥于士大夫之间对于故国和大明王朝的追念，普通百姓更多所担心的是损伤受之于父母的发肤是一种亵渎。尤其对于传统男子来说，精心蓄留的长发是男子体魄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剃发与刺面、纹身等无异于对于奴仆和已定罪之人的羞辱，这也是以儒家为统治工具的中国封建政权贯穿整个中国帝制时期保存传承下来的精神。

然而当关于头发的发式问题穿越到两百多年之后的民国，制度下的命令贯彻远远不同于满清征服时代。没有了血腥的屠城，没有了强有力的中央后盾，民国大总统的去辫法令执行起来却变得异常复杂。

最早提出去辫的不是孙中山，而是伴随着鸦片战争社会矛盾空前激烈而引发的太平天国运动。

与满清征服者提出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政治隐喻相同，将发式的变化视为是否归从其政治范围的依据，而具体的实践则是与满清政权相反的“留辫不留头，留头不留辫”。其制御下的长江以南地区百姓则尽去发辫。至此发式走上了历史的最前沿，而其内在含义与所被时代捆绑的政治隐喻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鸦片战争和天平天国之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一步深化，在满清中央政府控制日益衰弱的南方各省，以留洋学者的开化眼界思维和新式军人为便于佩戴军帽为依托，士兵和学生都有陆续去辫的行为。

虽然清政府提出“发辫亡，中国虽不亡，大清国亡”的严禁去辫的命令，但此时的满清中央政府的统治威严与两百年前已今非昔比，曾经的征服者此刻只能以无奈采取默认的态度。

金田起义（Jintian qiyi） 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领导的广西桂平县武装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性质），它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然而当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以新政权首脑的名义代表新的统治制度下达中央政府的去辫令时，辫子的去留又被重新套进了传统礼乐的政治枷锁，削发与去辫一度成为社会持续动荡的直接导火索。

需要注意的是，从1840年中国开始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中国国民的阶级属性不再局限于小农经济产物下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日渐多样化的经济实践和政治改良事件决定了自社会底层到满清统治顶层的社会阶级重新定位，随之而来的是如雨后春笋一般诞生的新兴阶级和社会团体。

然而阶级的差异决定了不同人群对于不同事物的认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认识对于具体实践的指导。

在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带领下，阶级差异下的认知与实践又直接构成了社会冲突的源泉——去辫与留辫即是。以经济发展和政治改良最具代表性的上海为例，百姓对于去辫与留辫直接呈现两种极端的态度。就像两百多年前在长江流域因为削发而激发起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即将逝去的大明王朝的追思和对世代相传的礼仪祖制的固守一样，抵制剪辫事件时有发生。甚至是在上海租界这样最先受到西洋开化思潮影响的城市区域，依然是“沪上光复已两月有余，辫子仍未除净。”

同样是上海，城市刚一光复，在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号令下，很多汉人都在极其庄重的仪式下选择良辰吉日剪掉这条在其眼中象征奴隶身份的辫子，并像后来二战末期欢庆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一样燃放鞭炮并举行宴会。

在这种阶级区分的差异化主导下，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了剪辫与去辫的斗争之中。如何将制度化下的新式礼仪重新走上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成为了民国政府与地方军阀进行合法地、深入人心地统治的基本前提。

中国同盟会，亦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是中国清朝末年，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横跨两百年的削发与去辫本是两个时代、两个阶级行政体制下没有政治行为关联的政府首脑指令，但削发与去辫却又是紧紧围绕在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视的礼乐文化下受之父母的身之要物，二者纵向之间以政治体制、统治阶级的更迭为连接，这就决定了看似两岸相隔的异域大陆在时代的进程中具有某种特殊化的历史关联，而这种特殊化的历史关联所依托的介质正是征服者、统治阶级下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普通百姓。

在满清帝国两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虽然经历了为天朝人所一直骄傲和惋惜的最后一个帝国盛世，使得看上去那些血腥的日子已经相去甚远，但是百姓的安居和帝国的太平真的不会像现代金融危机那样带有繁荣下的欺骗吗？

从顺治到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从三藩之乱到厄鲁特罗卜藏丹津叛乱再到清水教、八卦教、回苗起义，从文字狱到伪稿案，那些因种族间的仇恨始终没有被一个平静和谐的大一统国家所取代。较之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短短九十年就灰飞烟灭，伴随康乾盛世的满清帝国能够屹然挺立两百多载本就是少数民族政治御下的一个奇迹。

这其中虽然有其区别于蒙古政权的满族汉化的独特方法，但是这些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融合、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吸收、传统与传统之间的包容都是依托中国大地上生生不息、世代更替的“中国”民众所展开。

历史的进程有其特有的规律，民众的世代繁衍也是如此。

面对满清征服者的血腥屠刀，民众放下了大明王朝最后反抗的旗帜，削去了汉民族文化下最为珍重的父母授发，接受了满清征服者代表天意所制定的新的儒家文化。

这并不代表着历史的倒退，相反，这正是伴随着历史的进程，中国民众对于与生俱来的两千年来专制主义封建社会下的历史规律经验和生命在历史前进的血型屠刀下进行求生本能的通盘默认与妥协。

但默认并不等于认可，妥协并不等于称臣服。

元王朝的短命和贯穿于清王朝的民族反抗、集团谋反、地方起义等等都充分暴露了民众在接受历史进程的同时内心深处不可调和的焦虑与矛盾。

而这种焦虑在民众的潜意识当中又反作用于民众主导下的历史进程，才有了革命党人所创建的兴中会、同盟会，资产阶级代议制下的中华民国以及一改两百多年中华习俗的去辫行为，从而达成新的历史进程妥协。

剪辫运动又称剪发易服，是清末时期的一场群众性的剪辫子运动。

焦虑与妥协始终伴随着中国民众。发生在上海关于去辫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态度正是焦虑与妥协的集中体现。

面对满清政权大厦的轰然倒塌，各省不约而同的纷纷宣布建制，民众走上街头用去辫的行为接欣然接受面对历史进程所达成的最新妥协。难道那些抵制去辫的民众真的默认了满清贵族在两百多面前披着儒家的外衣所制定的新的中华传统？不是的。

1913年，段祺瑞派人劝张勋及其部下减去辫子，张勋怒发冲冠：“头可断，发辫绝不可剪！”在其复辟帝制的过程中北京城竟然上演了民众争相买辫、抢辫嫁接于脑后的奇闻，而张勋也在复辟失败后逃到荷兰使馆剪去了这根视为生命的辫子。

直到民国建立三十多年后仍旧有人留着辫子，很多老人都是在焦虑怕帝制复辟，自己没有辫子而要被杀头。

时代在历史框架下的进程看似是胜利了，但民众的精神胜利却被远远抛在了后面。盛世可以欺骗，时代又有何不可呢？

最近载入人类历史史册的美国大选和发生在韩国的总统政治丑闻吸引了国民的无数眼球，许多国民欣赏这一幕幕政治闹剧的同时做出了充分的品头论足和对美国人民、韩国人民的充分“同情”。

这次民众又开始焦虑了，只不过焦虑的对象换成了别人。如果在焦虑中国民如梦惊醒，他们是会像满清征服者一样建立新的文化传统还是会像前辈们一样通过与生俱来的历史经验对历史进程做出妥协呢？

焦虑始终伴随着中国民众，而焦虑又与妥协如影随从，这大概就是中国民众的属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