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摄政王载沣三兄弟的主政，非但排斥部分亲贵，一些有能力的清末重臣也大多斥革。譬如与袁世凯齐名的原两广总督岑春煊（当时号称“南岑北袁”），在1907年“丁未政潮”中被赶下台后，载沣也未能加以擢用。岑春煊是原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曾中举人，他年轻时放荡不羁，号为“京城四少”之一。庚子年中，岑春煊保驾有功，深得慈禧太后的欢心，因而在清末飞黄腾达，连连升迁。

不过，岑春煊在清末官场上名声尚佳，《国闻备乘》中就说：“春煊每主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股栗失色者如皆贪官，岑春煊所屠如皆污吏，则是人民之德，亦屠官者之德矣。”

岑春煊性情刚烈，不畏权贵，他在任内劾罢不法污吏及渎职者上千人，手下的大小官员们谈“岑”色变，一时有“官屠”、“猛虎”之称。岑春煊出身豪门，对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并无贪恋之心，这点与庆亲王奕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上任两广总督时，广州的米商们给新任总督送上例行的“公礼”（在禀贴中夹带了一张大额银票），岑春煊收到后，严加拒绝。

米商们非常惊恐，以为新任总督将要对他们不利。但出人意料的是，没有收礼的新总督较那些尽情收受钱财的官员们更加爱护商民。岑春煊离任时，商民们都含泪相送，连称“知不收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可惜的是，岑春煊虽然有胆有识，但又失之过粗，这也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与岑春煊同时下台的军机大臣林绍年等人，也都未再度启用，而后者均以为官清廉刚正而着称。载沣之失人，可见一斑。

《异辞录》中说，“帝自西狩（指庚子之变）以来，渐与太后母子情意如故。太后惩国家多难，宗社安危惟帝是赖，途中调护备极恩勤，帝亦眼事惟谨，欣欣然有祥和之气象。回銮之后，长白荣文忠公辅政，未几卒，庆邸代之。项城、西林，南北重镇，协力维新，天下称治，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此话固然是溢美之词，但随着新政的逐次展开，尽管其中有各种问题与不足，但总体来说，清末最后十年的发展与进步还是足以称道的。

1909年载沣执政后，政局、政风再次为之一变。

《国乘备闻》中说：“孝钦训政时，权尽萃于奕劻，凡内外希图恩泽者，非夤缘奕劻之门不得入。奕劻虽贪，一人之欲壑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易身而进。至宣统初年，奕劻权力稍杀，而局势稍稍变矣。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

在前直隶总督袁世凯及后任端方去职后，继任的直隶总督陈夔龙与总理大臣奕劻等人都是一些善做官而不善做事的巧宦，而那些年少亲贵就更不足论了。

朝廷末世，政局纷乱，正如何刚德在《春明梦录》序言中所说：“京师为首善之区，钟鼎所在，观听肃焉。时值承平，纪纲未弛，大臣老成持重，尽有正色立朝之风；百僚庶司，不失同寅协恭之雅。即朋簪投洽，亦每以道义相规；文酒过从，依然风流儒雅。人言朋友之乐无如京师，盖于饮食酬酢外独得真趣也。余于丁丑观政铨曹，躬逢其盛，固不以长安为不易居也”；

但在戊戌政变、庚子拳乱之后，“世事已大异昔时矣，回首春明，重温旧梦，不禁百端交集矣！”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死在沙滩上。载沣这些后浪亲贵们，他们对权力的欲望明显超过了他们的能力。既然得到如此轻松，失去也必将容易，等待他们的，必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