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府三杰

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病逝，年仅六岁的载淳继承皇位。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宫廷政变，清除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大臣”集团。

两宫垂帘听政后，慈禧一改咸丰帝慎用汉族将领的成规，上台仅十二天，就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军务，四省所有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两个月后，又加赏协办大学士衔，使得曾国藩成为清朝立国两百年以来外臣权位最高者。

位极人臣，曾国藩在感到惊喜之余，更多的是疑虑与担忧。“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虽身居高位，他没有半点自傲自大，反比过去更加勤勉谨慎，唯恐无意间招致祸患。

曾国藩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当时就有不少清廷权臣向慈禧进言：“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势。”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率军攻入天京，失去控制的湘军士兵为报久困城下、死伤惨重之仇，他们逢人便杀，遇财就抢，见屋即烧。与清朝整整对峙长达十一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心脏之所在，就这样成为湘军的一处发泄之地，人性之恶如一头肆虐的恶魔横行无忌，昔日的繁华都会惨遭荼毒，顿时变成一片废墟。

天京陷落，也就意味着剿灭太平天国的目的业已实现，曾国藩的“事功”也由此而达至峰巅。本该扬眉吐气、高兴陶醉的他，却面临着一连串新的操持、疑惧、忧心、困惑与烦恼。

攻克天京，原以为清廷会加功封赏，而实际得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严责与警告。如果说口头的或书面的指责尚能忍受，而军事上的防范之举却令曾国藩怎么也不能接受。

就在湘军合围天京之时，清廷以种种借口调动其他军事力量，在长江中下游屯兵布防：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交界之处，冯子材、富明阿把守镇江、扬州，官文驻扎武昌。清廷意图昭然若揭，针对的已不是太平军，而是对清王朝忠心耿耿的曾国藩了。一旦湘军轻举妄动，就会遭到其他清军的围攻。

不仅如此，清廷还暗中支持左宗棠的左系湘军脱离曾国藩，与其分庭抗礼，以收内部瓦解之功。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历史常以惊人的相似重演过去的一幕幕悲喜活剧，达至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同样不得不面临中国古代历史的盲点与困局。

摆在曾国藩面前的路无非三条：一、起兵反叛清朝，问鼎中原；二、保持实力，维持现状；三、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此时的曾国藩如若反戈一击，只要他打出“驱除鞑虏，恢复汉人江山”的旗号，草拟一封类似于《讨粤匪檄》的檄文，振臂一呼，必能收到豪杰景从，天下归心之效。

他麾下所统湘军约十二万人，是一支能打硬仗恶仗，且只忠诚于曾国藩的带有私人性质的军队，清廷没有任何一支军事力量能够与之抗衡争锋。那些驻扎四周的防范力量，除了激怒他外，根本起不到威胁震慑作用。曾国藩只要愿意，兵锋所指，不是归附，就是溃败。

就当时格局、势力而言，一批因湘军而崛起的湖南精英纷纷出任封疆大吏，以曾国藩的模式执掌地方军政大权。

就在曾国藩攻克天京的前一年，即同治二年（1863），全国总督八人，由湘军将领出任者三人；全国巡抚十五缺，湘军将领任有七缺；曾国藩所辖江、浙、赣、皖四省，其中江、浙二省富甲全国，根本不必为兵饷、粮饷而担忧。如果将这些间接的、隐性的力量计算在内，曾国藩实际上已据有清朝半壁江山。

友人、幕僚、部将开始以各种形式劝说曾国藩了。

晚晴群臣图

要说龙袍加身对他没有半点诱惑，肯定是一句假话。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国人内心深处都有着浓厚的帝王思想，只是有人表现得十分强烈，有人沉隐于潜意识之中。

一生谨小慎微、临事如履薄冰的曾国藩，犹豫再三、权衡不已。当初出山的目的是什么？不仅仅在于为清廷效命打江山，而是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是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儒家主流思想。

作为理学家的他，曾以要挟咸丰帝、伸手要官要权而遭到多方攻诘，如果再行起兵，不更将自己推向不忠不义、虚假伪善的境地吗？曾国藩当初出山想得最多的，是为道义而战，为使命献身，没想到还真的修成了正果。人要知足，位极人臣，更复何求？“尔的官是做不尽的”，想到祖父的训诫，他知足了。

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能进能退，见好就收，方为上人。况且起兵反清，也是一桩冒有极大风险的“活路”，弄不好会惹来杀身灭族之祸。即使成功登上九五之尊，又得经历一番战乱，导致生灵涂炭。他对湘军攻入天京后烧杀掳掠的残忍暴行一直负疚于心，认为这支军队已失却当初的朝气与血性，变得暮气深重，无以约束。

特别是攻下天京，已是大功告成，将领升官，士兵发财，人心思归，谁还愿意继续卖命？加之湘军内部，除嫡系十二万外，又分出了李鸿章的七万淮军，左宗棠的五万左系湘军，如若起兵，他们会不会像太平天国那样，重演内讧的血腥惨剧？

更何况，当皇帝有什么好处？得利者自然是曾氏家族，可后代只要有本事，犯得着先辈为他们捞取吗？历数各朝皇族，一遇改朝换代，没有一朝后代得以善终。表面看是为后代争利益，实则是贻害后人。

其实这都是曾国藩的个人谨慎考虑，湘军如若知道要进军中原攻打北京，只要曾国藩稍加鼓动，肯定会比过去更为凶猛。

他还没有鼓动，这天晚上，刚审完被俘的李秀成进入卧室休息，就有三十多员湘军将领集于前厅“逼宫”，要求曾国藩接见表态，打到北京夺下“鸟位”。

他良久不语，后命人取来纸墨，写上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就在众人呈出咋舌、叹息、摇头、颔首、呆然等各种表情之时，曾国藩早已掷笔而去。

李秀成被俘后，面对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算得上一条铮铮汉子。可曾国藩一来，情形就急转直下了，他不仅每天撰写被人讥称为投降书的《自述》，还向曾国藩表明心迹，愿收罗三十多万太平天国余部，听命于曾国藩，为他推翻清廷当皇帝效犬马之劳。

然而，曾国藩放弃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改朝换代的机会。

这不能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华夏民族也因此而失去了一次难得的超越自我、超越历史，追赶世界发展潮流、融入世界先进文明的复兴机会。

湘军挥戈北向，曾国藩取代清廷，以他的睿智和开放，洋务运动必成正果。因属汉人坐江山，国家政体极有可能很快转向英国似的君主立宪。退而言之，起码不会有义和团的极端排外，不会有慈禧太后歇斯底里地向世界各国宣战，不会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而日寇的两次侵华史也得重新改写。

曾国藩以全身保家之务，维护了自己的道学尊严，由此而获得了文韬武略、全始全终、圣贤完人之类的美誉，却置天下百姓于不顾，最终丧失了国家的利益与民族的尊严。

如果从宿命的角度而言，这便是华夏民族的劫数——所谓在劫难逃也。

当然，如果曾国藩推翻了满清王朝，那也就不是历史的曾国藩，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认识、评说的曾国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