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执政的63年中，作为一个封建皇帝，他也算兢兢业业了。但从人文角度上讲，有些事情他做的比较过分，其中文字狱就是最典型代表。

乾隆朝文字狱

在那段号称“盛世”的时间里，上演了一出影响巨大的思想钳制运动。不但把科举考试弄成了乌烟瘴气，民间的遗书也烧个干干净净，在文字狱方面更是集百家之大成，数量达130余件，比全中国其他皇帝搞得文字狱总和还要多。

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开始，文字狱在中国由来已久，并不是清朝的发明，清朝的文字狱也并非只是乾隆在做。但乾隆当政期间，文字狱之频繁，不仅在有清一代，在整个中国古代堪称空前绝后，而乾隆手段之恶辣和苛刻，恐怕连他的父亲雍正在内的所有专制帝王都相形见绌。

乾隆一生究竟制造了多少起文字狱，这很难统计。不过，在他统治中国的60余年间，有案可查的文字狱至少在130以上，比起康熙朝不超过10起，雍正朝不超过20起来说，数量上急剧增加。

清朝文人

有一种观点认为，乾隆朝没有大规模的文字狱，镇压、屠杀范围也没有康熙、雍正那样广，这话不无道理。

像《明史》狱、《南山集》案和吕留良案那样的大案在乾隆朝的确没有。乾隆在统治手法上讲究“宽严相济”，反映在处理文字狱案时，一旦收到杀人立威的效果，就总是把“不为已甚去已甚”之类的话挂在嘴边，表示自己并不想把事情搞大。

如果说康熙朝针对知识分子，雍正朝喜欢杀一儆百，那么乾隆是把矛头指向了全社会，而且手段极为严厉，他大力强化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于是在全国雷厉风行开展查办禁书运动，所查禁书范围之广、年代之久，是历史上少见的。

比如江南名儒沈德潜一案，曾经名噪一时。

沈德潜，乾隆朝五大词人之一，中举后十年之间就入值军机。他退休后还赠了太子少保，从一品。可以说是荣耀至极。但就是这个少保死后不到一年，就因为查出来他的诗集里有几篇他给乾隆当枪手写的诗，还有若干牵强附会的“反诗”而遭到清算。

清朝文人

沈德潜因写过《咏黑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姓也称王”，被指为大逆不道，当时沈德潜已死，却也被“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像沈德潜这样的宠臣尚且如此，下面的普通官僚百姓就更在劫难逃了。

翰林胡中藻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这是诽谤清朝，将胡中藻灭了族。

江苏东台的举人徐述夔去世后，其子为了纪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楼诗集》。集中有诗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被指用“壶儿”喻“胡儿”，认为是暗指满清。还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被乾隆认为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结果徐家不是被杀就是被充军，还株连了许多与徐家有关的人。

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文字狱的数量、持续时间、受株连人数都为历代之最，造成的恶果可想而知。

四库全书

首先是知识分子不再“知识”了。

由于文字狱过于严酷，许多文人“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就犯忌，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

不少知识分子纷纷立下“不当烈士当犬儒”的座右铭，中国文化人的气节每况愈下。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是中国古代文字狱的空前高峰，文字狱禁锢了文人的思想，导致当时思想上，文化上万马齐暗。

其次，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更是对已有文献“清查”得彻底。

全国的藏书都被借调，进行全面检查。不仅将不利于满清的文献史实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

四库全书

很多私人藏书以修《四库全书》之名“借调”中央后，就此“黄鹤一去不复还”。查缴禁书竟达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

历史学家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了二百多年，此后才从日本找了出来。